业中脑子一下蒙了，“我们家属都没得到通知，怎么网上就说我妈得禽流感呢？”

这张值班记录的截图不仅公布了他母亲许珍的个人信息，还包括家庭住址，本来打算卖房交医药费的业中旭更加沮丧，“现在谁还会买我家的房啊？”

许珍是江苏第一例被确诊的H7N9禽流感患者，业中的父亲业刚向记者展示了住院账单，从3月19日发病至今，最高的日治疗费用达1.5万元，少的也有七八千元，半个多月时间，业家已花费近10万元，包括向亲友借的6.5万元。2013年4月4日，业刚又交了11000元，业刚无奈的说：“唉，这回是真没钱了！”

自从3月27日转至南京鼓楼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后，每天下午1点15分，业刚会准时坐上地铁，以便一个小时后能赶上医院的探视时间。他家距地铁站步行只需七八分钟，可地铁开通三年来，几乎没有坐过，他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电动车。

探视时间是每天下午3点到3点半。鼓楼医院的ICU有专门的电梯，但业刚突然找不到了，他先爬楼梯，发现ICU的楼梯处上了锁，转身又下了楼，坐上其他电梯，折腾十几分钟，始终没找到。这个50岁的南京郊区人，个子大约1米7，不善言辞，颧骨很高，脸颊瘦削，长期抽烟，牙已经黑了。尽管急得额头冒出了汗，遇到医护人员，他也不去寻找帮助，只是闷头苍蝇一般乱转。最终，在一名发现他处于困境的护士的帮助下，找到了通往ICU的专用电梯。

南京鼓楼医院的ICU入口处有6名保安把守，探视家属需换上简易的防护服，病房等待的家属不少已戴上了口罩。“为什么把得禽流感的病人也放在ICU，应该把他们单独隔离。”两名家属质问保安。业刚听到了，倚着栏杆，蹲在墙脚处。

其实，与其他ICU患者可以与家属接触不同，许珍与另两名同为H7N9病毒的患者分别被隔离在相邻的三个玻璃房内，其他患者的病房门口均有姓名，而他们只有编号。

许珍浑身插着各种仪器的管子，眼睛微微睁开，望着窗外。从4月1日起，业刚就被允许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一下，在玻璃房外的桌子上，放着许珍的用药详单，业刚熟悉地从一堆清单中挑出一张小纸条，是妻子的“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又是一万。”他喃喃地说。

“今天情况如何？”他抓住主治医生。

“不是太理想，肾功能有恶化的趋势，肝功能也不太好。”

“那体温总该正常了吧。”业刚语气焦急，却面无表情。

“现在有各种仪器的干扰，体温正常也不能反映什么。”

“那我家真的是没钱了怎么办？”他终于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医生的回答让他松了口气：“有钱就交，没钱的话医院也不会催你的，现在还是以治疗为主，肯定不会因为费用影响治疗。”

走出ICU，业刚在医院大门口掏出了一根烟，对他来说，南京城非常陌生。他抬头望着周围的高楼大厦，原本就很高的颧骨更显突出。

他与妻子上一次进城还是1989年5月，那时他们刚刚结婚，业刚陪许珍到位于鼓楼医院附近的新街口百货买新衣服，“那次她花了我几十块钱”，业刚回忆着，突然笑了。

24年前，业刚经人介绍与许珍结婚，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同在江宁丝织厂工作，业刚负责机械维修，许珍是一线工人。1990年代，丝织企业效益可观，两人一个月工资加一起有一千多元，除日常开支外，还能补贴孝敬双方的父母。

1998年后，集体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许珍跳槽到私人丝织厂。2002年，业刚下岗，开始在农贸市场做宰杀生禽的生意，没多久，许珍也辞职，两口子共同支撑一个摊位。

生禽宰杀工作，纯靠一只一只地宰杀，赚一点辛苦钱，所收取的加工费也不高，若是在本市场买的生禽，宰杀价是一元一只，顾客自带则每只收费两元，对待饭店一类大客户，每只仅收五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