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吃药两天高烧不退，3月4日，吴强住进了院，医院要求交一万元的押金，“我们哪有那么多，把手头上的五千块钱全交了。”吴丽无奈地摇了摇头。医院的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用了头孢曲松等抗感染的药物，但吴强仍然发烧到39度，并咳嗽不止。

3月5日上午，吴强的母亲打电话来问病情，他回答，“还好”。但没过半天，他就咳得几乎无法睡觉，为了舒服一些，只好整夜坐着，吴丽急得去找值班医生，请赶快来看看，得到的答复是，“肺炎就是会咳嗽，过几天就好了。”

这时，吴强咳出的痰里已经有了血丝。吴丽反复、执意地要求，医生终于又给吴强输了液。吴丽担心自己无法照应，当晚便给公公打去电话，让他第二天赶来上海。

但老人抵达上海时，吴强已变得呼吸困难，被转入ICU，同时等待老父亲的，还有一张病危通知书。

准备筹三万块钱吧，人有点不行了。医生把吴丽从病房叫出来说。

“怎么会这样？上午还没有这么严重。”吴丽的眼泪蹦了出来。

在转入ICU前，吴强拉着妻子的手，眼泪哗哗地往外掉，“老婆，咱没钱了，先去找你爸妈借吧。”

进入ICU第二天，吴强戴着氧气罩不能说话，但意识清醒，吴丽去看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抬起手拉住妻子。但当天的影像诊断报告并不乐观：两肺透亮度降低，见大量高密度渗出影，边缘模糊，两侧显示不清。在医院协调下，上海肺科医院和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专家前来会诊，医生对吴丽说的话虽善意、又冰冷：“就看他能不能挺过三天了，如果能挺过去或许还有希望。”

“他果真没有挺过三天。”吴丽面目僵硬地回忆。“如果他晚点染上这种病，或许还会有救”2013年3月8日，吴强住进ICU的第三天，影像报告显示：肺部已经全部发白。“白肺”，意味着肺部几乎全部被炎症感染。

3月9日，吴强脸部开始浮肿，清秀的双眼肿得只剩下一条缝；医生用手敲他的肺部，甚至可以听到水声；呼吸已经很微弱，气管被切开，戴上了呼吸机，全身“被管子插得一塌糊涂”。

老家听说这个年轻的后辈病倒在上海，一下子来了30多个亲戚，但是不想给吴强带来心理压力，吴丽始终没有同意让他们到医院探视。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吴强。3月10日一早，吴丽在探视时发现，丈夫的脸肿得更厉害了，显得鼻子都塌了下去，她在病床前叫了好几声，没有得到一点回应。吴丽不放心，便一直守在病房。果然，没一会儿，吴强的各项体征便急转直下，他被推进了抢救室。吴丽守在抢救室门口，全家人都来了，院方还没有宣布坏消息，但大家心里都知道，人不行了，“他推进去的时候，脸都是黑的”。大约是中午时分，一位医生走出来对他们说：进去看看吧！

吴丽冲进去，见到还有一位医生在使劲压吴强的胸部，似乎在做最后的努力。12点10分，院方正式宣布吴强死亡。死亡原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

吴丽坚持认为是医院拖延治疗造成丈夫死亡，要求医院赔偿。从2013年3月10日起，十几名家属开始找医院讨说法，甚至住在医院的办公室里。经过咨询律师，吴丽提出，医院应赔偿孩子抚养费以及老人赡养费共计107万元，医院当场就拒绝了。“基本上是一天一小谈，两天一大谈。”吴强姐姐回忆说，十几天内，与医院谈判十多次。

医院提出，能够接受的补偿金额是10万元，经闵行区卫生局出面调解，最终定为13万元。补偿协议书写道：双方对本次事件共同认定意见是，患方提出，患者青年，家境贫困，希望予以人道主义补助。医方考虑诊疗过程中存有医患沟通不畅、文字书写欠规范等情况，予以一次性补助患方3万元；同时根据患方申请，医方通过保险、民政等途径，予以一次性补助10万元，以完结本次事件所有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