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伟说，这一体系近年来得到不断优化和改善，最大变化在于更加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而此次云南地震也展现出科学有序的救援手段，政府的信息发布也更及时透明。

但王宏伟也认为，就社会动员而言，中国“政府动员社会”的模式缺乏对基层自救和互救的重视，救灾资源往往流向上级政府，而基层乡村则常常缺乏最基本的应急装备。

如今，许多民间团体正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缺口，它们希望凭借对灾民需求的了解和更多样的救援方式为政府提供协助。

郝南是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说：“我们这些民间组织的目标就是协助配合政府，关注政府顾及不到的一些方面。”他们通过网络搜集灾区信息，包括各地灾民的需求，核实后通过微信、QQ等形式发送给救援人员，从而引导宝贵的救灾物资和人力到达最需要的地方。

另一社会组织中国水安全计划，地震后就开始在网上募集资金以采购净水设备。项目负责人陈丽莎说，他们将在黄金救援期过后进驻灾区，为灾民提供洁净水源。而他们选择的一些净水设备，如不需电力支撑的“救命水桶”，则是首次引入国内的灾难救援。

据了解，除了活跃在后方的民间组织，当时还有超过70个民间组织已抵达灾区，参与搜救和协助物资的发放。

中国社会救援力量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表现曾令世界瞩目。当时，众多志愿者在网络号召下，自发前往灾区支援救援。

事实上，社会救援组织的壮大得益于不断提升的公共意识。人们期望，中国式大救援机制，不仅在灾难中能挽救更多生命，还将更多在日常发挥其示范和延伸效应。

土豆辣子鸡、炝炒白菜……这是巧家县新店乡坪地村受灾群众几天来的第一顿热饭。2014年8月6日上午，成都军区第十三集团某红军师抽调人员和设备，为灾区群众建立了热食供应站。

毗邻鲁甸县的巧家县新店乡因灾房屋严重受损，由于粮食被倒塌的房子埋在下面，很多受灾群众几天来都没能吃上一口热饭，基本只能靠矿泉水、饼干、泡面等充饥。

“家里房子垮了，土豆和粮食被埋在下面，这几天都在我大哥家喝汤。”坪地村一位受灾村民告诉记者，“但是家里成了这个样子，谁都没有心情喝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