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班达亚齐机场北侧，距中国国际救援队营地300米的地方有几顶大帐篷，那是国际转运组织的帐篷。负责转运的国际移民组织由多国的医务人员组成：美国、澳大利亚、泰国、西班牙、法国、印尼，当然还有中国国际救援队。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红帐篷就在大帐篷的对面，每天把直升飞机运来的危重伤病员抬进帐篷，紧急处理后，再用卡车转到市区医院。

有不少病情危重的病人，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病人死亡。侯世科记得，在参加转运工作的第一天，就经历了一场特殊的“考试主管转运工作的医疗官是澳大利亚人格里斯。第一天，他指挥把一些相对较轻的病人转到中国的帐篷，站在一旁看中国医生操作。当时侯世科带着汪茜、高歌、吴敏等几名队员一起工作，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搬运、包扎、固定、输液，迅速而有序。第一批6个病人10分钟便处理完毕。

“想不到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这么训练有素”，格里斯放心了，伸出大拇指。又拍肩膀，连说good，good”。第二天，一批接一批的重伤员送进中国队帐篷。

一天，侯世科等队员从直升飞机上抬下一名重症患儿。孩子刚刚8岁，左下肢骨折，肺炎、高烧、脱水、营养不良，呼吸微弱而快，眼睛微闭。根据经验断定，这是一个很重的病人，于是马上进行全身检查、输液。这时侯世科才注意到，患儿的母亲一直在他身旁紧紧握着他的手，一刻也不离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仿佛一闭眼孩子就飞走似的。这位母亲说，她有5个孩子，4个被水冲走了，丈夫也失踪了，只剩下这一个孩子，她不能没有他。这一刻，侯世科的心情很沉重。他们只有更加努力工作。

由于担架低，侯世科和队员们平常只能跪在地上处理病人。近40度的高温，他们经常浑身湿透都浑然不知。短短4天，他们就参与转运危重伤病人300多名。美国CNN记者赞赏说：“这里不能缺少中国。”

在班达亚齐，被蝉咬伤是让侯世科“最痛苦”的一件事。位于赤道的班达亚齐三面环海，热带雨林气候造就了茂密的植被，也养育大量的蚊虫。中国国际救援队的营地在机场旁的草地上，白天近40度的高温把帐篷里变成了桑拿房，光着背还满身流汗，喘不过气来。而且经常是刚刚还烈日高照，转眼就是瓢泼大雨。连着几场雨，帐篷里就变成了汪洋，来回一踩，前两天还绿绿的草地立刻变成了烂泥潭。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常常是人走了，鞋留下。青蛙像从地里一下子冒出来，满地乱蹦。

白天飞机轰鸣，平均每分钟有一架起降，面对面说话要扯着嗓子喊。夜晚蛙鸣更甚，就在床下对着你叫，示威似的。一天早晨，侯世科下床穿鞋，一个软软的东西顶着脚趾，以为是袜子忘了洗，掏出一看，吓了一跳，一个癞蛤蟆在鞋里休息。

更可恶的是蚊虫。蚊子又黑又小，但威力可大，隔着衣服照样叮得你满身是疱。这种蚊子还传播疟疾、黄热病，防不胜防。除了蚊子还有蜱虫，以前很多人从未见过的小玩艺儿，生活在草从中，比虱子略大，像蜘蛛又像螃蟹。可别小瞧它，一旦叮上你，绝不撤手。在你身上垒窝、生活，成了寄生虫。这种蜱虫有很强的毒性被叮之后，局部红肿、发热、淋巴结肿大，疼痛，还可能传播森林脑炎、莱姆病等。

作为在灾区坚守时间最长的队员之一，侯世科饱尝了被叮咬的“滋味”。他的腿上已体无完肤。更严重的是他和其他几名队员不幸被蜱虫叮咬。回国后，通过手术才取出了体内的蜱虫，还要抽血进一步检查。现在，侯世科还没有恢复过来，左耳、面部、颈部还在疼痛发热。

在班达亚齐，让侯世科最难忘的是“吃喝拉撒”的困难。

机器运转也需加油，更何况人的血肉之躯呢？在高强度、高压力下救灾，更需要有良好的补给，但在一片废墟的重灾区这是不可能的。连平平常常的“吃喝拉撒”都成了问题。侯世科连续在灾区奋战了28天，每天都是压缩干粮、野战食品。新鲜蔬菜无法运输，灾区又没有供应，蔬菜成了奢望，压缩干粮是“一顿新鲜，二顿好吃，三顿恶心”，虽有些夸张却很形象，再好的食品连吃三天会是什么样可想而知，更何况压缩干粮。

待到救灾后期当地市场初步恢复，队员们买了一点青菜，借当地居民的锅半妙半煮地端上桌，一人分得半纸杯，全队像过年一样欢喜。由于吃不到新鮮蔬菜，加上炎热的天气，高强度的工作，半数队员身上浮肿。侯世科从脚到脸都肿了，袜子勒出一道深沟，脸上泛光，手肿得抬担架时都握不拢。

即使这样，他依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打趣说：“印尼的水土真好，来救灾也吃胖了。”

“大灾之后有大疫”。海啸过后印尼灾区出现多种传染病：霍乱、疟疾、痢疾、黄热病等，当地的水未经检疫，无法饮用。天气炎热有时达38度以上高温，所带矿泉水仅够饮用，到了灾区再也不用洗脸，穿着厚厚的救援服一天下来全身上下酸臭，只好到对面驻军营地个简易工棚洗澡，四五个大老爷们儿挤在一个2平方米的露天小屋内用瓢泼水洗澡，还要排队。水是从仅几米深的水井抽上来的，旁边就是污水坑，水中带有浓重泥腥味儿。即使这样每天能洗上澡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由于高温，喝水少，尿少而黄。侯世科说，刚开始吓一跳，以为自己被传染上了黄疸肝炎，照镜子查看眼珠子，不黄，才知道饮水过少。

相对于小便，解大手更成问题。机场仅有两个厕所，一下子涌进大量难民，还有大量军人，厕所极其繁忙，每次去厕所总有五六个人排队。许多队员在回国后的总结会上说：“那种内急刻骨铭心心”。在驻地的一角，我们挖了个最原始的厕所，在蚊虫叮咬中解决问题。但是好景不长，一场暴雨，变成汪洋。再挖一个，又一场雨……“多么希望有一间厕所”，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成了全队的奢望。最后经过努力攻关，在别人屋后屋檐下搭了一间自己的厕所，这不亚于攻克了一道高技术难关，其中滋味可想而知。

“人的潜能到底有多大？我虽是学医的但也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是通过这次灾难救援，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27日接到待命通知，第一次准备救灾物品，侯世科一个通宵未睡；29日再接到通知整装待发，又是一个通宵，药品、器材、医用耗材、生活用品等近300个种类，一一筹齐装箱运往机场；30日出发，经过40个小时的波折，才到班达亚齐；在倾盆大雨中队员们支起帐篷，把贵重物资搬入帐篷。新年第一天凌晨6时，侯世科已背上药箱在机场难民点巡诊。面对一批批的伤病员，面对一双双渴求的眼光，侯世科和队员们没有倦意，只有沉甸甸的责任。

“路上阵阵的尸臭味，随处可见的尸袋，遍地倒塌的房屋，灾民呆滞的眼光，像一坨铅块一样坠在我的心里。”不知冲洗了多少伤口，发了多少药品，侯世科才披星戴月回到机场边的营地。准备完毕第二天巡诊用品，草草吃了几口方便面，候世科才倒头睡去。从接到出队通知，到这时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人就有这么大潜力！虽然帐篷的床极简陋，但入睡之深如死去一般，任凭近在咫尺的飞机轰鸣，任凭六级余震在地下晃动。”侯世科说。

38岁的吴学杰是惟一参与中国国际救援队历次国内外救援行动的队员。在新疆巴楚、伽师，在阿尔及利亚，在云南大姚，在新疆昭苏，在伊朗巴姆，都留下了吴学杰的足迹。此次来班达亚齐，是他第七次参与紧急救援行动。在这里，他坚守了28天。

毕业于湘雅医学院的吴学杰，是武警总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他是医院的技术骨干，早在1997年，就被评为当时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之一。2001年4月，中国国际救援队成立时，他是第一批13名医疗队员之一。

加入救援队，对吴学杰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武警总医院有个应急小分队，其任务是在发生地震、洪水等灾害时紧急出动参与救援。或许是同事出于对他的信任，吴学杰的名字几乎每一年都被报到了应急小分队的名单当中。

他前后在小分队呆了近10年，其间必须随时处于战备状态，哪怕是节假日也不能离京。他在家里有个箱子，里面装着全套的生活用品，一旦哪里发生了紧急情况通知他出发，拎上箱子就能出发。他的爱人和孩子也对此习以为常了。

加入救援队后，吴学杰每年都要随队参加至少80个小时的军事化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体能训练、协同作战训练、救援仪器使等。此外，队员们还先后参加过国际SOS等机构组织的培训，培训考试合格以后才能继续留在救援队。

2003年2月，新疆巴楚、伽师发生地震，中国国际救援队首次出动，吴学杰也第一次目击了灾难的惨状。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吴学杰不时要和尸体打交道，心理承受能力远大于常人。但一到新疆地震现场，所见所闻仍给了他相当强烈的冲击：灾区随处可见倒塌的房屋，甚至有十几米高的大水塔被拦腰截断，到处都有严重变形的尸体，惨不忍睹。

余震让人防不胜防，有一次，吴学杰正在替一位孕妇做检查，身旁两三米处一堵约两米高的墙轰然倒下，着实让在场的人吓出一身冷汗。冒着余震的危险，医疔队员和搜救队员一样冲在了巴楚、伽师救灾的最前沿，短短三天内跑遍了受灾最严重的3镇9乡。

2003年5月，抗击SARS期间，吴学杰被安排做急诊。当时，他的腰扭伤了，尚未完全康复，行动不便，穿起防护服来比别人费劲得多，他就每天提前半小时赶到医院。连续工作了10多天，眼看就要轮休，吴学杰接到了新的任务：非洲阿尔及利亚发生地震，中国国际救援队要前往救援，这也是中国救援队第一次参与国际救援行动。吴学杰在那里看到了比新疆更为惨烈的情形，仅仅在救援队参与救援的一栋楼房废墟中，就埋葬了好几十名参加婚礼的人。

除了高温天气和语言障碍等困难，救援队的安全也是一个大问题。阿尔及利亚的形势紧张，恐怖活动比较频繁。一天晚上，救援队本来在一所学校的后面宿营，到了大半夜，疲惫不堪的队员们突然被阿尔及利亚的军警叫醒，要求必须将营地搬到学校前面。原来，学校背靠着山，当地军警担心有人下山来偷袭救援队。实际上，在他们参与救援的一个区域，两天之后就发生了10多人被杀害的事件。

即使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救援队的队员们也表现出了极强的耐受能力。吴学杰就曾经冒着大雨，和同事李向晖，以及两位搜救援队的队员们连夜出去巡诊。而当地警方却如临大敌，竟然出动4辆警车和9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保护他们4个人。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印度洋海啸，中国国际救援队救援纪实 18 ，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潘鹏，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