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中国的媒体敏感、快速、理性地记录了国内2004年发生的许多重大突发灾难性事件，如矿难、空难、火灾、爆炸等等。中国的媒体经过这些的磨练后，已在新闻报道上迈出一大步：不仅解决了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在不在现场”、“有没有声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开始向纵深发展，追寻灾难发生的深刻原因，反思人类的认识盲区。

　　与思考同样成熟的是中国记者的表现，到灾难现场去，发回权威的消息，成为了2004年中国记者喊出的最响亮的声音。如今，中国记者不仅要报道国内的突发事件，而且要走出国门报道国际灾难。

　　展开中国国家媒体在印度洋沿岸报道地震海啸的“兵力”分布图，可以看到奋战在一线的记者如同一个个坚守岗位的“尖兵”，在灾害最前方发回了大量的报道。其中从事国内报道的两位记者也出现在了国际报道的队伍中，并成功地报道了中国国际救援在印尼班达亚齐救灾的情况，成为此次报道的一个亮点。

　　可以说，这是近几年来，从事国内报道的记者首次迈出国门采访国际上的重大灾难性事件，也是国内第一批到达灾区并对中国展开国际救援行动进行深入采访的记者。

　　记者在印尼重灾区班达亚齐坚持采访13天，深入市区废墟和灾民点，广泛采访各类人物，既有中国国际数援队队员和当地灾民，还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印尼政府派驻亚齐的最高行政长官莫哈索等政要人物。记者在灾区现场还抢拍了大量的独家照片，包括印尼总统苏西洛视察灾区，副总统卡拉会见中国救援队、美国国务卿胞威尔访问灾区等等。此外，记者还亲眼目睹美军直升机坠毁的全过程，并在第一时间发回快讯。

　　2004年12月30日凌晨2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新华社记者翟伟从睡梦中惊醒。翟伟睁开惺松的睡眼，中国地震局值班室的电话号码在荧光中一闪一闪的，彷佛要“炸”碎手机屏幕。

　　“是翟伟吗？通知你，请尽快把护照送到我处，要办理随中国国际救援队赴印尼的手续。电话那头传来地震局工作人员急切的声音。

　　翟伟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立刻拨通了新华社总编辑室值班室的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领导。

　　狂奔到楼下，翟伟立刻招手打了辆出租车，直奔总社去取护照。在疾驰的出租车上，他暗自庆幸，幸亏提前从技术局借出了海事卫星电话，并向摄影部学会了如何利用卫星电话传输照片。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也接到地震局打来的电话。他吻了吻熟睡中的两岁的孩子，又轻声向妻子道别，然后急忙抄起书包奔向地震局。

　　赵亚辉曾参加过伊朗巴姆地震的采访报道，他亲眼看到并拍摄了成千上万的遇难者遗体躺在冰冷的土地上等待埋葬时的场景。在震区，他发回了数十篇报道和上百张图片，让国内的读者了解了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展开人道主义救援的情况。

　　整个北京一片寂静，长安街上行人寥塞，只有偶尔经过的汽车车灯划破冬日的冷雾。从总社取出护照后，记者又急忙赶往中国地震局。

　　中国地震局值班室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来来往往的人员脸上显出了紧张的神情。工作人员告诉赵亚辉和翟伟，“带好采访设备后，准时赶到首都机场专机坪等待出发。”

　　翟伟回到单位，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此时，临战前的兴奋让他毫无困意。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查阅印尼地震和海啸的资料，手机突然收到了妻子发来的一条短信：“估计那边没吃的，最好带上点方便面。一定要注意休息，多喝水，注意安全。”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更增添了他完成好这次报道任务的信心。

　　赵亚辉也在办公室里一夜未眠，不仅查阅了大量的文字报道和地震常识，还拟定了详细的报道计划。虽然平时报道以文字为主，但是他也十分注重拍摄新闻照片。在出发前，他仔细检查了照相机。家人特意给赵亚辉的手机上发来了女儿的照片。希望她的爸爸在劳累和遇到困难的时候，一看到可爱的宝宝，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