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中充斥着以大胆的冒险者为特征的真人秀宣传，还有关于名流生活方式和功能障碍的室友类节目。贝内特的宣传面临着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也是困扰军方战时失踪人员专家们的同一个问题:没有人确定在哪能找到“鸭子”。和国防部一样，好莱坞也想要做一件有把握的事。

乍一看，“鸭子”的长眠之地似乎比较容易确定。在坠机后的几个月里，冰上的残骸曾被多次目击。那些目击报告差不多可以将“鸭子”坠入水中并沉入克厄湾底部的可能性排除。最后一次确认目击是在1947年，发生坠机的5年后那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意味着“鸭子”不在一座能载着它立刻涌向海湾的移动迅速的冰川上。

同样意义重大的是目击者们发现目标后所绘制出的手绘地图，特别是伯恩特巴尔肯绘制的两张，每一张都用一个“X”来标注他所看到的“鸭子”所在地。卢被巴尔肯的地图迷住了，他不仅有从巴尔肯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原版，还有巴尔肯后来用水彩绘制的一张。通过将雷达数据和卫星图像和这些地图对比，卢推断，长期以来被当做虚构的地貌特征与真实地形相符。要是这样，它们就代表了“猎鸭行动”潜在的地标。

卢还一直在研究一张由特纳的B-17，上领航员赫伯特•库尔茨绘制的地形图他标出了“鸭子”所处的大致地点。巴尔肯和库尔茨绘制的地图大致说的是一回事，而且都和“鸭子”消失的已知事实相符。比如说，他们都将“鸭子”残骸标示在PN9E和科曼奇湾之间，后者正是“北国”号徒劳守候的地方。该地点与普理查德向母舰呼叫求救的证据相匹配如，他的磁方位定向申请以及本应20分钟飞行中的约9分钟。

如果“鸭子”坠落于南太平洋丛林或欧洲森林中，搜索者们或许会有不计其数的信息来找到残骸。在格陵兰不是这样。对“鸭子”的搜索被3个主要因素复杂化:不断累积的雪、冰川移动以及关于坠机点的官方报告中错误和自相矛盾的描述。

第一，尽管最近格陵兰的冰在消融，但在坠机以来的70年间，在“鸭子”上方也许已经累积了大约30英尺或更厚的冰雪。那意味着找到它需要探地和探冰雷，然后是钻孔、挖掘或融化以最终确认。

第二，尽管有1947年的目击报告，但它不能确定“鸭子”没有处于一座向克厄湾移动的活跃冰川|上。在他们2010年的格陵兰之旅中，卢和他的团队留下的跟综设备显示，那一区域的冰几乎不怎么移动。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鸭子”将不会在坠机点附近的任何地方。自1942年11月以来的某一刻，它也许已经随着一座新生的冰山崩落到海湾中去了。

第三个因素是历史记录中的自相矛盾。海岸警卫队的约翰•朗和其他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差不多一打关于坠机点经纬度的报告。有些是明显错误的，并于后期被纠正，但即便是认为可信的那些也是前后矛盾的。大多数坐标都在克厄湾东侧的一个岬角上，但是当它们标绘在一幅地图上时，看起来就像被霰弹枪打过似的。例如，1943年4月军方的PN9E事故正式报告将“鸭子”的残骸定位于北纬65度8分，西经41度0分。那和特纳在1942年12月报告巴尔肯上校的地点相距超过1.25英里或2千米。某些点甚至离得更远，但那两个定位地点被“猎鸭行动”历史学家们认为是其中最可信的，尤其是约翰•朗和海岸警卫队已经退役的上校唐纳德•陶布两位来说更是如此。在另一方面，1943年8月的事故报告专注于PN9E所以它对“鸭子”坠机点的定位到底有多准确的疑虑始终挥之不去。而且即便坐标正确，也没有告诉“鸭子”自那以后可能随着冰川移动了多远。

为缩小搜索范围，卢和海岸警卫队已经从飞越该区域执行科学考察的飞机上搜集到了雷达数据。其数据源包括堪萨斯大学冰原遥感中心，一架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返回的装有先进雷达设备的美国海军飞机，以及一个称为“冰桥行动”的正在搜集极地冰盖变化数据的NASA任务。此外，2010年在格陵兰期间，卢和他的团队开展了一次实地勘测，海岸警卫队认为有望找到“鸭子”的一个雷达识别点。这是个错误的导向，卢认为像一架飞机的雷达图像，实际上是冰层下基岩上方的融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