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医院后，我们第二批援塞医疗队先遣组开了一个会，讨论如何落实交接班的问题。医师组、护理组、防控组、后勤保障组等各组的任务各不相同。我们细化了所有环节，想着如何能够顺利交接。一旦开始交接，48 到72个小时之内是最乱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那里的医疗工作不能停止，必须24小时都有人在医院值守，除了医院内的事情，还有各种对外事务，大到与大使馆、中方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塞拉利昂卫生部门的协调，小到行车路线、采购等等，还要更多地和当地的一些华人进行沟通。那个时候，我们8个人都是连轴转，真的很疲劳。

第二天，医师组副组长徐哲带着护士进入病房，进一步熟悉工作流程。我跟着首批援塞医疗队对外联络官去参加国际会议，让塞方了解中国医疗队正在进行交接，会与他们迅速接上头，否则因为是“一刀切”式的交接，塞方会找不到你。

到了要交接的日子，如果我们一次性全部接下来困难很大。李进队长考虑，如果我们提前一天交接，两名医生带两名护士，24小时轮 班，这样做很难，所以尽量把时间往后压，让我们最后两天正式接班。除了医院病房的工作，驻地的工作也要交接，物资也要交接，所有的东西都要清库、盘点，我们8个人累得不行了，急得我的牙周炎也犯了。首批援塞医疗队完成了“打胜仗、零感染”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把制度和规矩立起来，一旦流程中间出现纰漏，后面的工作将很难开展，甚至会有感染的风险。徐哲是我们医院临床一线的老大夫，对中塞友好医院的临床这一摊工作抓得也特别细，他带着护理组的两名同志，在医院连续工作了72个小时，在正式交接之后，他又值了一天班，异常辛苦。等到第二批援塞医疗队的后续33名队员抵达，我们马上就领着队员上岗带教，很快就开始了正常轮班。我们一共8个医生，一名医生带两名护士，我们发现防控组人员不足之后，就抽调了一名医生支援他们。我们是在高危险的环境中工作，一定要把好防控这道门，不是别人在管我们，而 是我们自己要管理好自己，才能把防护和隔离做好，把疾病挡在隔离区里。

我们对塞方的护士也做了集中管理，他们绝大部分能够遵守我们制定的制度，基本是住在医院或者在外面单独居住，为尽量减少接触外人，也都在医院吃饭。他们看到中国的医生护士与他们并肩面对重症疾病、积极救治他们的同胞时，都备受鼓舞。

但是，塞方工作人员确实有些松散，我们要通过各种办法纠正他们。我们在他们穿脱防护服的更衣室安装了摄像头，然后把监控影像拿出来在办公区播放，让那些不值班的人坐在一起观看，如果谁穿脱防护服的动作不规范，出来后就要挨批评，并把动作不规范带来的风险告诉他，这种方式还是挺管用的。

我们护理人员的英语水平一般，起初与塞方的医务人员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但每个人都非常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去学英语，逼着自己把安排的事情用英语直接交代给塞方的护士，而不是通过医生去转述。整个医疗队上下，包括我们后勤的战士，都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

有些病人待在我们中塞友好医院不愿意走。有时候我们上报某个病人检测结果呈阳性，请救护车过来拉走转院，但救护车的工作人员拿着名单过来后，病人却躲起来了。于是，我们把这些病人找出来，但病人坚决不去治疗中心，说其他治疗中心全是埃博拉病人，在中国医疗队治疗挺好的，而且在这儿有吃有喝的。我们再三劝他走，但他坚决不去，说自己不是政府官员，只是普通百姓，谁也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