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药物还是挺有效的，国际上也认可其疗效。他服药后，感觉还不错。但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塞拉利昂卫生部知道了这个事情后，就说中塞友好医院是留观中心，不能留治确诊的患者，要转到其他治疗中心去。我们让卡努院长去跟塞拉利昂卫生部争取，说中国救援队在这里，有救治的条件和基础。得到的答复还是不行，说政府的医院处于军管的状态，必须要严格执行规定。

当时我给柏萨卡打电话，告诉他诊断已经明确了，政府要求把他转到相应的治疗中心去。如果他愿意接受中方的治疗，我们将全力以赴，但如果他愿意转到治疗中心，我们会把相应的药物带上，保证我们的治疗能够继续。他在电话里说，想留在中国救援队这里治疗，但是他是政府的雇员，必须服从命令。于是，当天下午柏萨卡就被转走了，转走之前，我们把后期整个疗程的治疗药物和物品都给他带上了。

接下来，我每天都给柏萨卡打电话，在他转走的第三天，我还带着翻译，还有塞方的工作人员，一起到那个治疗中心探望他。塞方自己有治疗中心，建在他们原来的警察学校里，是在我们第一批医疗队去之后运行的。我们是开着救护车经过层层关卡进去的，曲里拐弯地到了柏萨卡所在的隔离区门口，经过很长时间的交涉，工作人员终于同意我们探视。探视区很小，而且规定的时间很短，探视区跟病人是隔开的，中间有个隔离带，离得比较远。柏萨卡看起来精神还不错，他说刚输完液，吃得也挺好，也不发烧，谢谢我们的关心。然后我问他，带给他的药还坚持吃吗？他说坚持吃了，应该是一个疗程七天的治疗。

第六天，我再给柏萨卡打电话时，他说自己不舒服，我问他怎么不舒服，他说感到非常乏力，但没有其他状况。隔日早晨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感觉情况不对了，他们说柏萨卡病情恶化了，凌晨4点的时候人昏迷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电话是他同屋的一个病友接的，说柏萨卡正在抢救，目前情况不乐观。大概早上9点左右，我们与塞方工作人员开完早晨的交接班例会之后，再给柏萨卡打电话，他的病友说他很危险。我们就商量着，看还能不能再做点儿什么。10点多钟，就听到楼道里面有人在哭，有人在说：“柏萨卡没有了，柏萨卡没有了。” 中塞友好医院里从上到下，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跟他搭班的那几个男护士顿足捶胸地哭喊着：柏萨卡没有了，我的兄弟没有了。我一时间人像是被冻住了，这样一个曾经跟你共事、在同一个战壕战斗过的人，就这样在你面前消失了，而且他最后给我的印象，还是那么阳光。昨天晚上我们还在通话，今天就突然昏迷了，我后来想可能是出现了脑出血。

大家都很悲痛，但悲痛归悲痛，工作还得干，当天所有的塞方护士都在哭，没人愿意进病房。他的同事都说，会不会是在里面打针输液的时候感染了。柏萨卡是输液组的队员，是受过我们培训给危重患者输液的。我们医疗队刚到的时候，由于疫情危急，卡努院长给我们提建议，虽然医院是留观中心，但不能眼看着病人就这样死去，一定要做点儿什么。于是就成立了输液小组，给危重的患者进行输液，早期的输液和补液，能够挽救一个患者的生命。柏萨卡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