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援塞医疗队护理组组长黄顺，在回顾自己那段工作经历是，是这样描述的：

第二批援塞医疗队抽组选人时，要求护士必须是工作两年以上的，医生则必须是主治医生。院里年轻的护士不多，年纪都不小了，我们队的护士基本都是30岁以上，陈昊阳队长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这次任务，我马上回答说，好啊。他说，不跟你开玩笑，我说，没有开玩笑啊。院里早就动员过，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而且也跟家里人说过，我只是没有跟自己父母说，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了，包括我去抗击“非典”和抗震救灾时都没有告诉他们。

当年抗击“非典”时，我妈都不知道，每次给我打电话，我就说没有去，她问为什么每次给你儿子打电话时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骗她说他不在我身边。直到任务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再三叮嘱我，千万注意安全。

第二批援塞医疗队先遣组中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其中一个医生要参加国际交流会议，当时只有一个医生值班，一个医生必须配两个护士，要留一个护士在外面，通过监控器观察另外那两个人进病房、看病人、查房、发药、治疗。就这样，一个医生带着两个护士，一直坚持到后续大批队员到来。我们就给国内医院建议，下一批医疗队一定要多派先遣组队员，尤其是医护人员，要不然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人是吃不消的。好在我们几个人身体不错，前期的训练还是挺管用的。我们几个人连续7天值班，工作量真的很大，而且刚下飞机，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进入埃博拉病房开始工作了。

我们这批医疗队41个人都是自给自足，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自己打扫卫生。第一批援塞医疗队物资准备得非常充足，我们三○二医院有先见之明，准备了半年的物资。

埃博拉疫情来袭时，塞拉利昂有很多医生和护士没有做好防护工作，几百人都被感染了。说实在的，在埃博拉病房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一般会把候诊区的门反锁，开门的权力在外面的护士手里。塞拉利昂人特别不喜欢被束缚，把他们反锁在里面，他们就不干了，砸窗户砸门要出来。我们为了安全，不能像在国内那样上锁了。这个病区都是确诊的埃博拉患者，他们情绪都很不稳定，再加上语言不通，随时都会有袭击医务人员的可能。陈昊阳队长一个劲儿地交代我们，在病房里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在里面待时间过长，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但是我们在里面，就身不由己了，病人有疑问，你就要回答。更何况我们想在里面多待些时间救治病人。时间一长，陈队长就着急了。有一次我们在里面待了一个半小时，出来后，陈队长批评了我们。的确，我们出病区后，三名队友坐在椅子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治愈的埃博拉患者出院时要有一个出院手续，必须有塞方的卡努 院长和中方的金波组长共同签署。如果连续两次检查结果呈阴性，就可以办出院手续，拿到手续才能回家，否则就是“逃跑”，还得被送进来。确诊病人的治疗中心分布在塞拉利昂各个地方，有其他国家的医疗机构创办的，也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创办的。我们最早只是埃博拉留观中心，直到2014年12月31号，也就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才转型为留观诊疗中心，既留观又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