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后来还用了一些抗病毒的药，还和美国相关机构联合做了一些科学研究。以目前的防治能力，如果再出现类似的疫情，绝对不会像这一次这样被动。

那个名叫安娜·克罗斯的英国女兵感染埃博拉后，她的国家非常重视，当时有6个国家都可以向她提供抗病毒的药。后来经过慎重的选择，还是选用了中国的药。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药比较靠谱，美国他们还是输液，效果不如口服药好。其实英军也有自己的医疗队，但还是举手表决决定用我们的药，他们认为更加可靠。

我们第四批、第五批医疗队，三〇二医院都专门派出专家现场指导，只要按着三〇二医院已做好的标准流程去执行就完全可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队员、中国（江苏）援塞抗疫医疗队队员秦玉玲说，这次救援后她最想说的，就是我的徒弟托尼。

秦玉玲说，25岁的托尼是塞拉利昂政府从社会招募的大批抗埃博拉志愿者之一，主要负责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病区的感控、清洁工作。2014年9月，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执行任务时，第一次见到了他。托尼个头儿不高，身材消瘦，说起话来有点儿腼腆，但是特别爱笑，一笑起来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好像从来就没有烦恼。但是很快，眼前这个“没烦恼”的家伙让我“伤透了脑筋”。

作为埃博拉医疗志愿者，托尼的热情很高，但是他一点儿传染病防护经验都没有，完全不知道在极度危险的埃博拉隔离中心如何保护自己，甚至连最基本的戴手套、口罩都不当回事儿，能省则省，图方便，一副无所谓的“差不多先生”的模样，从专业感染控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和意识基本已经“无药可救”了。

看着这样的徒弟，我真的是打心眼儿里犯怵。当时的塞拉利昂已经成为全世界埃博拉疫情的风暴中心，疫情发展几乎处于失控，每天新增确诊病例甚至达到上百人。在极度危险的疫情中，塞拉利昂全国有将近一半的医护人员都牺牲在了一线上，而我们医疗队是在最为危急的时期开进抗埃博拉最前线的，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工作上容不得一点儿闪失，要做到“打胜仗、零感染”岂是易事，而且与我们并肩战斗的塞方医护人员也是我们的战友，同样不容有失。鉴于这种情况，只能硬着头皮对零基础、散漫随意的托尼实施最强硬的改造计划。

我们的流程非常严格，比方说戴手套，托尼开始的时候拿起橡胶手套就要套，我赶紧对他说“NO”，教他先对着手套吹气，确认不漏气后再往手上戴;托尼用脚使劲儿踩清洁桶，我赶紧制止他：“NO！”向他解释清洁桶盖快速弹起，容易造成细菌飞扬，带来污染隐患，应该慢慢踩，让清洁桶盖轻轻弹起。还有一次，眼看着他套上防护服就往模拟病房里冲，我一把把他揪住，命令他做几个蹲起动作，反复确认全身没有一丝肌肤暴露在空气中才放行。结业时，托尼和其他几位同事更是被我“NO”了好多次才算过关。对于我的严厉，起初托尼并不理解，觉得我这个中国老师过于挑剔，不近人情，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MadamNo”（NO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