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税之外，贪污横行。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我们深知，贪污是一种不光彩的，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所以实施贪污者往往隐蔽和遮掩其行径，而在民国初年的甘肃，军阀政府为了维护个人私欲，已经不顾羞耻，赤裸裸的向人民实行搜刮和抢夺。腐败的苛政将人民陷于水火之中，大大降低了其抵御天灾的能力。而且由于执政者无视人民，天灾来袭时，往往只顾个人私利，弃灾民于不顾，大大加重了灾害的破坏力。1921年固原县知事万宝臣侵吞省拨建修费银币6000元，擅自拆孔庙大成殿等建筑物，重修地震倒塌县公署。因此，地方当权者不仅未在地方做任何有益于民的作为，反而尽力盘剥，加重人民的负担。

近代以来横行的烟毒也是加重西北地区灾荒程度的重要人为因素。民国政府虽然设立有专门的禁烟禁毒机构，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看似明确的禁烟法令。但是，面对鸦片贸易所带来巨大利润的诱惑，以及为了补充军费和满足“土皇帝”生活的穷奢极欲，西北各地军阀纷纷强迫百姓广泛种植鸦片，并且暗地里支持鸦片贩运，使得鸦片种植一时泛滥成灾。在甘肃省，自始至终没有严格按照中央政府的法令办理禁烟事务。地方军阀往往打着“禁烟”的名号，只将交通便利地区的鸦片加以铲除，暗地里却强迫偏僻地区的农民种植鸦片。此外，不论农民是否种植鸦片，都必须缴纳烟亩税。1922年，甘肃省督军陆洪涛为筹集军费，大开烟禁，固原种植罂粟面积显著增加。1924年甘肃省有着七万至八万名军队完全靠鸦片税维持，每亩鸦片赋税为八元至十五元不等”。宁夏的“种烟之田多系肥沃土地，建省以后，财政当局按亩征收，且不问农家田亩是否种烟，一律需照种烟田亩征费”。有报道表明，在1922年，从甘肃省的东北部通过该省中部直到平凉和省会兰州，遍及甘肃省西北部直到安西以外的戈壁边境，鸦片的种植面积与往年相比较大大地增加了。鸦片的大量种植，首先导致的问题就是粮田面积的减少，整个甘肃省区域内粮食总产量大大降低，进而导致粮价上涨，大大加重底层人民的负担。章有义认为西北五省之中，无论哪 一省，本来只要把田地的十分之六、七种成米、麦等可食用的东西，这些地方的人民不但不会担心粮食不够吃，而且还会有剩余。但是，隆德县“民国二十至二十四年，全县计种鸦片10000亩，吸食者6000余人，屡禁不绝”。1925年的甘肃，除过极少数较为贫瘠的土地外，每一县都大规模地种植鸦片。长此以往，农田大多被种了鸦片，粮食的总产量大大量减少，面粉的价格激增不已。粮食作物的紧缺、粮食储备的严重缺乏，严重削弱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所以，李文海认为西北地区之所以饥馑遍地，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大面积地种植罂粟而导致粮食产量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