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爆发了有记录以来的一场最大级别的地震。此次地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仅给日本造成极大冲击，也对整个世界造成极大影响。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本期带您回顾：黑色311，日本阪神大地震。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我是百宁。2011年3月11日，被称为黑色311，日本东北部海域爆发了一场大地震。电力不足、供应链中断、放射性物质扩散……严峻的现实不仅考验着日本，而且，如何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值得全人类进行深刻地反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门介绍这次地震的书籍《黑色311—日本大地震与危机应对》，对这次灾难做了详细记录，也分析了其中我们需要借鉴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就和您聊聊日本阪神大地震，第35集。
在欧洲，196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能源政策—问题与目标》的报告，报告指出70年代初期，核发电基本上可以同煤炭火力发电竞争，70年代后期可以与石油火力发电竞争”。受其影响，日本的原子能产业审议会和计划开发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对电力需求和原子能发电的展望》的报告，报告认为“在成本方面，国产核发电将在1970年最迟不超过1975年，与重油火力发电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后者。”原子能发电的长期目标确定为：“到1975年达到484万千瓦，1985年达到4270万千瓦，2000年达到16445万千瓦”。根据该目标，日本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将由1975年的7%，提高到1985年的27%，到2000年则要达到47%。显然，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发展原子能的国家对核发电的前景都持乐观的态度。
对原子能扶植政策的展开以及对核发电的乐观预期，使得日本诸多大企业都参与了到核电站的建设中。日本第一座核电站——东海一号，于1961年6月开工。1964年，东京、关西、中部三大电力公司率先发表了建设核电站的计划。在其影响下，日本的四国、北海道、东北、九州等各电力公司也先后制定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之后，日本在2006年制定的《新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中，又明确提出了“核电立国战略。
地震发生时，日本原子能发电站中有55座机组正在工作、3座机组正在建设中、9座机组正在筹备建设中。在本次地震前，日本的核电占总电力供应的30%。然而，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危机，引发了人类对原子能安全的新一轮反思和担忧。
地震发生前，日本所拥有的28个石油储备基地、21个核电站，共计55个发电机组，另有3个正在建设中、9个正在筹备建设的发电机组、4个天然气储备基地，都分布在日本整个列岛沿岸。这种分布特点，有其在运营成本、占地规划、运输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但也存在布局、设计上的结构性缺陷。
一是对于石油、液化天然气储备基地而言，其布局理念在安全取向方面过于窄化。沿海布局的安全取向主要是基于为了规避和弱化“海外”的能源地缘政治动荡、能源海上运输通道受阻、能源生产国爆发战争等人为风险因素进行建设的。而对石油基地本身以及国内能源基础环境遭受大地震、大海啸等因素危害的论证及其预防设计尚显不足。
二是对于核能发电站而言，其64座核发电机组分布在整个日本列岛沿岸，这一且成为战争打击目标或遭到恐怖主义破坏，将给日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日本核能基地大多建于20世纪60~70年代，由于在设计时虽然考虑到了地震、火灾等风险因素，但对大地震、大海啸、战争和恐怖活动等影响因素并未充分考量和论证。
这次事件，对我国也有很多启示：
一是中国石油储备基地在选址、建设和设计上，一定要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做到沿海和内陆、东部和西部的协整性布局。在安全取向上做到既能规避和弱化海外能源供应链条的断裂风险，也能稀释和纾缓国内诸如火灾、大地震、大海啸等影响能源的风险因素。
二是中国核电站的布局和建设，必须要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理性发展核能。需要对现有的石油储备基地、核发电机组的抗震强度、海啸预防、建设质量、设计要求等方面的安全标准进行重新评估，必要时要提高各项安全标准。
三是尽快规划、细化和完善针对由于地震、海啸、战争和恐怖活动所引发的核事故、核爆炸制定“事先预防管理”和“事后危机管理”的制度体系。如：人员疏散场所、疏散路线、疏散工具、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以核电站为圆点半径20~80公里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信息掌握制度，等等。
在能源与环境双约束下，发展核能已成为了能源消费型大国的路径选择。目前，法、日、美、德是世界上主要核能发电的国家。上述四国，从发电机组数量而言，分别为58个、54个、104个、17个。从核能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而言，分别占到了80%、30%、20%、23%。可见，核电已成为日本重要的电力能源之一。
日本对核能安全非常重视，其安全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可与法国并驾齐驱。尽管如此，在其核能的发展过程中，也发生多次核事故。
对日本的核事故报告件数中，若按照每台机平均计算的话，最多时的年份主要集中在1988年、1989年、1990年，为0.6件。从发展趋势上看，自1992年以后，渐次呈现下降趋势，最低的年份为0.2件。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有关核事故的报告件数是各核电企业主动向政府和国民报告的件数。事实上，在日本就曾出现过有些核电站瞒报甚至篡改相关核数据的事例。如：2011年3·11大地震中发生核泄漏的东京电力公司，曾在自主点检纪录、再循环配管系统安全检查、温度测定值以及原子炉容器检测等方面有过瞒报和篡改数据的事实。
东电在1987-1995年对下属核电厂进行维修和检查时，发现了一些反应堆管道有裂痕，但该公司未按规定向核安全管理部门报告，也没有及时检修。迫于外界的压力，2002年东电被迫承认编造了多起虚假检查报告，约100名公司员工参与了篡改事件，公司董事长、社长等5名高管也相继辞职。另外，2007年1月，东京电力公司在向经济产业省提交的调查报告中承认，从1977年起，在对下属福岛第一核电站、福岛第二核电站和柏崎刈羽核电站的13座反应堆总计199次的定期检查中，存在29次篡改数据和隐瞒安全隐患的行为。这其中就包括造成本次福岛核事故中的紧急堆芯冷却系统失灵问题。2007年3月，东电向公众承认，该公司曾隐瞒了1978年发生过严重的核反应堆事故。由于东电从历史上就有不负责任的卑劣行径，社会各界普遍对其安全性能和所公布数据的可靠性保持高度质疑。
所以，福岛核危机“不是危机管理，而是管理的危机”。福岛核危机爆发后不久，国际社会以及诸多核能危机管理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和“东电”在应对核危机上明显缺乏决断力和执行力。日本内阁安全保障室原室长佐佐淳行的话指出，营直人内阁的应对方式杂乱无章，“这不是危机管理而是管理的危机”。
福岛核危机的初始阶段，日本政府和东电，不及时释放信息，发布暧昧信息、漏洞百出的解释、表态吞吞吐吐等做法，不仅没能够有效防止民众的恐慌心理，而且还让国际社会对此产生了很多猜疑。
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爆炸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对外公布。甚至就连政府高层都没能在第一时间了解现场的情况和及时掌握真实信息。而且，即使在12日下午5点45分，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向记者通报爆炸事件时，也未对危机进行详细说明，反而为了安抚民心，还一味强调“不能释放错误信息”。当晚8点多，不得已才对此次核危机做了详细说明。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日本政府和东电不能尽早向公众说明事件真相并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做法呢?
另外，日本政府、东电冒着危机升级的风险婉谢外国救援队进入核电站内部。而且，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危机态势的解释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所有这些怪相，是否孕育着福岛第一核电站内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呢?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日本政府和东电表态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呢?
对此，日本著名记者岛津洋一，2011年4月6日发表在美国《新美国媒体》上的一篇文章认为，“这也许正是一个绝密的核武器研发计划”。中国军事专家彭光谦2011年4月1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不管日本核电站内是否藏有核武器，外国媒体的关注都表现了对日本的不信任，日本应该拿出切实有效的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最后，通过日本政府和“东电”在此次核事故中的遮遮掩掩，也进一步暴露出了核电站在运营方式和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严重问题。即：“负责福岛核电站运营的东京电力公司的顶头上司是日本经产省。而在日本负责核电站安全检查的部门是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这个部门恰恰也直属日本经产省。这就形成了立项、项目运营、监督管理一体化的局面，自家监督管理自家运营的产业势必会更多地考虑部门和上层集团的利益，从而忽视国家利益。”
日本的21座核电站是由民营企业在市场机制原则下负责经营管理，政府主要承担核能的发展规划、政策导向和监督管理等职能，基本属于“国策民营”发展模式。该模式在降低成本、利益分配、资金投入等方面有其优势。但是，在福岛核爆炸后，东电暴露出的“未能及时公布核泄露信息”、“核事故的定级偏低”、“动作迟缓、应对不力”、“对核事故淡化处理”等诸多弊端，直接影响到了公民安全和国家利益。
该模式出现上述弊端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1)东电作为企业有其逐利属性一面，在处理核事故时，本能地会在“成本”和“安全”之间花时间进行平衡选择。(2)核电公司和监管部门之间容易形成“官企利益链”。在日本，东电与负责核电站安全检查的部门“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行政主管同属于经济产业省。这在监管时，就势必会更多地考虑到部门和上层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监管力度的弱化。事实上，在历史上东电也曾多次隐瞒事实和提供虚假报告”。(3)利用信息不对称性，对福岛核事故进行暖昧化”处理。日本政府的信息来源于东电，而东电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日本政府的危机管理方式及其能力。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黑色311，日本阪神大地震，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