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我是百宁。阪神大地震在日本地震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引起日本对于地震科学，都市建筑，交通防范的重视。另外，此次地震也对日本政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门介绍这次地震的书籍《日本阪神大地震研究》，对这次灾难做了详细记录，也分析了其中我们需要借鉴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发生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第11集。
地震震源地在淡路岛北端。北部地区的震级与神户一样，人员伤亡方面，死亡57人，轻重伤员1167人。房屋损坏方面，全部损坏的3974栋，半损坏的4480栋，而部分损坏的多达14961栋。
但是根据当时的报道，与阪神等城市地区相比，淡路岛北部地区迅速开展了救援活动和消防活动，此后的避难所生活也没有出现大的混乱。
这是因为各村镇的消防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地震发生一分钟后，通过各村镇公所的紧急联系线路完成了从消防署到消防团的联络工作，迅速处理了消防出动的请求。消防团的活动内容多种多样：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伤亡人员，灭火活动，运送救援物资，消防检查等。
但是无论救援活动和消防活动怎样迅速地得以实施，受灾这个事实却毫无疑问地给受灾者之后的生活带了重压。在拖延了很久的避难所生活中，准确地统计淡路地区的受灾者都有怎样的压力反应，对今后的防灾工作和促进受灾者的精神康复都是十分重要的。判定受灾者的死亡和地震灾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容易，仅从医学的观察结果无法断定的案例很多。而且随着地震发生后天数的增加，判断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从年龄和性别来看，因病死亡者的年龄从25岁到最高的97岁，年龄范围分布很广。60岁以上的老年死亡者人数为124人，占因病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三。从性别上来说，男性为102人，女性为65人，六成都是男性。自杀死亡者的年龄分布从30岁到80岁，其中50~60岁的自杀死亡者占了65%。从性别来看，男性为26人，女性为17人，和因病死亡者一样，男性占了六成。工伤死亡者的年龄分布是从20岁到60多岁，其中60多岁的人最多，其中仅一人为女性，其余均为男性。
在地震灾害相关死亡者中，以地震发生后约三个月时间内在避难所因病死亡的人最为引人注目。严寒天气中的避难生活导致的肺炎死亡以及重度压力症状导致的心肌梗塞等心脏性猝死时有发生。
临时住宅建好后，老人得以优先入住。特别是1995年5月以后在临时住宅的独居者的死亡接连发生，“孤独死”也逐渐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而且随着那些和灾区复兴相关的土木、建筑工程正式展开，工伤死亡也开始相继发生，在地震刚发生时几乎没有自杀死亡的事例，但是从1995年3月起也逐渐开始出现。
自阪神、淡路大地震过去四年后，大规模安置住房的建造工作也进入了尾声。临时住宅的使用期限截至1999年6月，以“精神康复中心”为主的灾后复兴工作在经过五年的实施之后，于2000年3月结束，灾区重建工作表面上还是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灾区人们精神方面的完全康复还有待时日。
患者在产生精神疾患之前，主要经历以下几力：人际关系等地震后生活环境变化造成的压力；就业、重建等经济问题造成的压力；地震本身带来的压力；近亲死亡造成的压力以及其他压力。在各个年度前两种情况占七成以上，尤其是在1996年以后超过八成。如果进一步细分，1997年这两者所占比例发生了变化，生活环境造成的压力减少，就业、重建造成的压力增加。仅从男性患者情况来看，从1996年开始，因为就业、重建压力而患病的患者在增加。
有一位男性，在地震后产生了身体表现性障碍，40多岁以前，他被诊断为焦虑神经症。
地震前一年因工作失败离婚，孩子由妻子抚养，地震时独自居住。他位于长田区的房子一半损毁，住进了区外的临时住宅。和他同住一处的居民有人因为酒精依赖症死亡，因此给他在临时住处的生活造成压力，精神逐渐变得不稳定。每次躺下后心跳加速，产生焦虑情绪，晚上难以入睡。这样他变得无法工作，从1997年5月开始接受政府生活保障，还去同区精神科医院接受过治疗。但是他一直对工作没有自信，而且对不能早日搬进重建住宅抱有不满，焦虑感进一步加剧。1998年2月入住长田区内的永久住房，在区外的一所精神病医院经过短暂治疗，初诊时，根据他描述的出汗、心悸、紧张等症状，患有自律神经失调症，并且对就业没有信心，人生态度消极。
还有很多人表现出了情绪障碍，有一位女性，60多岁，以前诊断为抑郁性神经症。
1994年4月初丈夫突然死亡，之后和婆婆一起生活，地震发生后房子全毁，几个月之后婆婆逝世。在各个孩子家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之后，1997年12月原住处公寓重建完毕，回到公寓一个人生活，从这时开始产生厌倦感，1998年9月呼吸变得困难，家务无法独自处理，经过普通医院治疗未见好转，1998年1月住进市外女儿家，在附近精神病医院就诊。后精神逐渐稳定，1999年6月再次返回以前公寓开始独自生活，有人为她介绍去医院治疗。初诊时，病人描述自己症状为“容易疲劳，精神不振，公寓陌生人很多，总是感觉寂寞，即使邻居邀请出门也没有心情”，当时处于抑部状态。
还有一些人在地震后出现了恐惧障碍，有一位女性，20多岁，震时房屋全毁，家庭成员全部被埋，邻居大婶死亡。患者小学两年级时父母离婚，从小就害怕黑暗的地方，地震之后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1997年8月结婚，从地震区迁居到了外地。1998年末丈夫换工作地点，开始夜间工作，在丈夫晚上工作期间难以入睡。1999年3月丈夫上夜班时突然呼吸困难，背部疼痛，此后一到夜晚就进入恐惧状态，在同年7月初就诊某医院精神科。之后每当独处时便产生焦虑感，只要想到夜晚的到来就产生心悸，在亲戚介绍下再次就诊。据本人描述因为地震的影响更加害怕暗处，另外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也给她造成不小的压力。
刚刚介绍的3个病例，在这些病例中，年龄、性别、病名等虽各不相同，但还是能从中找出一些共同点。首先，上面各个病例在地震之前就有精神问题。病例1中患者工作失败、离婚。病例2中患者的丈夫突然死亡，和婆婆一起生活。病例3中的患者自小父母离异，对黑暗处有恐惧感。其次就是地震本身给患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患者都无法在原住处生活，都拥有过一段时间的避难经历。而且在发病前，他们都产生了直接的应激反应，都表现为孤独、焦虑等症状。
震后精神疾患不仅仅是由地震造成的直接人身、物质伤害引起，原有的精神疾患、不稳定的家庭环境、过去的悲惨遭遇等震前因素，以及对避难生活和临时住宅生活等的不适应、人际关系的失败、重建和与之相伴的经济问题、对新的永久住宅等新环境的不适应等震后因素的叠加，导致病情发作。正因为如此，地震引起的精神疾患往往会由于灾后因素变成慢性疾病。
地震不仅造成有形的损失，如房屋倒塌、死亡恐怖等，而且在以后的生活中，地震导致的生活、环境变化会不断给人们施加精神上的压力。拉斐罗将震后压力归纳为死亡与生存、失去与悲痛、逃避与适应等几个类型。这些压力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交织在一起，由此带来的问题不断累积，给受灾者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
经历过地震的人们在倒塌的房屋与毁坏的高速公路前看到地震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量，深切感受到人类生命的脆弱，每当看到火灾与气体泄漏，便产生恐惧。同时许多人在死亡线上挣扎过后幸存了下来，地震孤儿以及他们的亲友、监护人对此的体验尤为深刻。
地震孤儿是指在地震中失去父母一方或双方的孩子，许多孤儿同时还失去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或是共同生活的其他亲人。2001年时，地震孤儿们的年龄多集中在7岁到20多岁之间，18岁以上的人居多。他们的家庭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虽说他们是幸运的，在地震中活了下来，但同时他们又是不幸的，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经历过大地震的孤儿们在精神世界中不断追问生死的意义，而此时他们正处于青春期到青年期的过渡阶段，生活空间与生活圈子正在逐渐扩展之中。地震孤儿在精神世界与不断扩张的现实世界之间彷徨，在两者的巨大落差中迷失。
在地震发生后不久，人们就认识到这次灾难应该永远被传承和记忆。应该正确认识地震经历者以及参加救援、重建的人们的经历及其意义，灾难历程需要留下历史的记录，唯有如此地震中离去的人死得才有价值。而这一纪录过程同样为地震亲历者的经历赋予一定的意义，在倾听别人的讲述时重温自身的体验，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地震孤儿的沉默意味着他们拒绝参与这个过程，经过时间的抚慰，他们自然会敞开心屝。
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孤儿家庭其核心体验就是一种双重的死亡，第一重是家庭成员的死亡，第二重就是自己曾经面临死亡。幸存的孤儿和亲友认为亲人的死是不应该的，因而怀有无处发泄的愤怒、悲痛以及绝望。他们接受家庭成员的死亡这个事实，习惯死者的离去还需要一个精神上的过程。
到2000年为止，许多地震孤儿仍然无法接受自己的亲人已经死亡的现实，其中在死者离去后觉得“孤独”的占52.1%，无法消除“悲伤”的占45.5%，另外还有25.6%的孤儿表示“无法接受”，14.9%感觉“无助”，10.7%感觉“愤怒”。根据灾后不久其亲人的观察以及以孤儿为对象的小规模调查结果推测，孤儿在不能接受亲人已经死亡这点上没有变化。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对幸存下来的孤儿而言，对死亡的接受比我们预料的要困难得多。
为了能够坦然接受亲人的死亡，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为亲人的死赋予价值，从而安慰自己，说服自己。地震孤儿在参加照顾遗孤育英会主办的活动中，讲述了幸存亲人以及死者的故事，并以此为主题进行写作，通过这些活动来勇敢地面对生与死，重新诠释自己的地震体验。通过这些活动，有接近八成的孤儿认为亲人死的是有价值的。经过汇总，孤儿对亲人死去价值的认识可分为五种。
第一种：“亲人在远方默默关心自己”。亲人虽然去世了，但他们绝没有离开，而是在远方默默地关怀自己。抱有这种想法的人认为每当向死去的亲人谈话、征求意见的时候，死者会认真地倾听，这是一种积极的思考方式。
第二种：“如果有更多的交流就好了”。对孩子来说，亲人特别是父母是最重要的人，父母一直在自己身边已经习以为常，并没有特别地意识到父母的存在。只有当父母离去之后，才认识到他们是多么的重要。在与亲友谈起死去的亲人时，往往是第一次听别人谈到父母的人品以及生活方式，缅怀或敬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通过这种体验，孩子认识到父母存在的价值。
第三种：“亲人救了我”、“亲人因我而死”。在地震刚发生之后，孤儿决心好好活下去，使亲人的死变得更有价值。但是他们往往认为父母因为自己死去，而兄弟姐妹却没有获救，产生一种负罪感，感到绝望与后悔。精神上的负罪感一方面促使人不辜负死者的愿望，好好生活下去，但同时使人受到重压，深陷绝望之中。
第四种：“为了死去的亲人好好活下去”、“死去的父母一直活在自己的心中”。和第一种想法类似，这种观点认为亲人死了并不表示离开了我们，死者的亲人一直活在自己心中，通过自己的存在为亲人的死找到价值，同时对自己的存在赋予意义。如果明确了自己的职业等人生规划，这种思考方式可以很容易将亲人的离去与自己的存在统一起来，从而更好地面对现实。但是如果未来规划还不明确，往往会对自己的过早自立以及没有结果的努力感到倦怠，产生挫折感。
同时还有一些孤儿不愿意正视亲人的死，不愿意面对现实。这些孤儿认为“亲人已经死了，想也没有用”，“不愿再想”，“想去死，死了一了百了”，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现实中都采取逃避的态度。
我们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孤儿会逐渐接受亲人的死亡，令人意外的是在地震发生后第六年，许多地震孤儿既无法接受亲人死亡的现实，但同时又对亲人的死亡赋予独特的价值。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说明接受死亡过程的反复性。许多地震孤儿的年轻母亲表示，自己因丈夫的死亡而产生的悲伤和辛酸并没有改变，但悲伤和辛酸的所蕴含的意义是有变化的。每当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时，这个过程就会重复不止。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