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我是百宁。阪神大地震在日本地震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引起日本对于地震科学，都市建筑，交通防范的重视。另外，此次地震也对日本政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门介绍这次地震的书籍《日本阪神大地震研究》，对这次灾难做了详细记录，也分析了其中我们需要借鉴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发生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第12集。
地震刚刚结束之时，很多人面对亲人的意外死亡深感震惊和绝望，而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活生生的现实，此时尤为重要的莫过于给亲人悲惨而又突然的死亡赋予一定意义在对死者无尽的思念当中，地震孤儿和监护人会想象亲人“因为我而死”“到另一个世界去旅行”来寻求安慰。然而一旦重建工作告一段落，思念亲人的时间逐渐增多，地震幸存者才在日常生活中真切地意识到死者确实已经离开了我们。“因为我而死”这种思考方式不但没有说服自己，而使自己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幸存者。日本人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死者正在远离我们的某个地方，这样“此时死者在哪”“死者死后的再生”等问题困扰着人们。“亲人在远方关心自己”、“亲人活在自己的心中这类想法正是考虑到了死者死后的生活，通过建立自己和死者之间的联系来为死者的存在做出解释。
死亡的接受过程在地震孤儿成长的过程中反复循环，孤儿在失去父母之后产生的悲痛感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孩子体会到的悲伤，另一种就是因为父母年纪轻轻便死去而催生的悲伤。前一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后者因孩子对未来的担心而产生，如在升学、就业及将来要结婚、生子，养育孩子等人生的各个特殊阶段，因怀念死去父母又产生悲伤。对死亡价值的认定与生死观、宗教、家庭观等文化深层的联想存在着关联，这个过程，还需要一定的丰富想象力的作用。孤儿在地震发生时普遍年龄较小，心智还不够成熟，地震孤儿对死亡的认识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其监护人的影响。
许多地震孤儿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着每天的生活，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着，与普通青年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的区别。与重建时期不知如何适应新环境的阶段不同，地震经历已经逐渐远离日常生活，但是偶尔会浮现出来，给家庭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
平时因为某些琐事的触发，与地震时或之后同样的身心体验会再次出现，这是恐惧后遗症的表现，留下了心灵的创伤。恐惧心理源于地震时山崩地裂般的晃动以及家具倒塌、被埋在房子下面的体验，与此相类似的状况会引起恐惧感。地震刚发生之后接二连三的余震、救护车闪烁的灯光都让孤儿胆战心惊。在地震中曾经被埋的孩子害怕独自乘坐电梯，害怕关上厕所的门，甚至对电影院都有厌恶感。
根据1997年的一次调查，接受采访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许多年幼的孩子存在以上的情况。通过对地震孤儿采访得知，直到现在还有上述恐惧心理的人比我们估计的要多，达到71.9%。具体的恐惧内容有以下几种：“对晃动极为敏感”为46.3%，比例最高，其次是“对微小的声音有察觉”17.4%，“害怕黑暗”10.7%，“睡觉时易醒”10.7%。有些经历过火灾的孤儿对“燃烧以及火焰”都有恐惧感。
受到地震恐惧后遗症的折磨，家庭对他们来说不啻一块缓冲地带。地震之后无论是母子家庭、父子家庭以及收养地震孤儿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显著的改变。这些家庭不仅面临家务承担者和收入来源的变更，家庭还必须为家庭成员提供从痛苦经历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动力，以及相互扶持的场所。
但是一个家庭内各个成员的地震体验也并不一定相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相理解也并不十分充分，在2000年的一次调查中，通过把地震孤儿调查结果与监护人的调查结果对照后发现，孤儿自身的回答与父母眼中孩子的状况存在很大的不一致。以前面提到的对死亡的接受为例，表达“无法理解”、“无助”、“愤怒”等态度，拒绝缅怀亲人，流露悲痛情绪的孤儿高达85.1%。而根据监护人的观察，认为孩子抱有这种想法的比例只有64.2%。特别是在“无法理解”、“无助”、“愤怒”几项的回答上，两者间的差异很大，似乎监护人并没有注意到孩子这种拒绝哀悼的心理与行为。地震孤儿家庭的父母都试图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但并不一定能够成功。
在两个相关调查中，在某个母子家庭中，母亲自己也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对孩子进行了极为严格的家教。然而儿子对这种教育方式十分反感，有一天甚至同母亲顶嘴：“你这不是家教，是虐待。”而在此时她才第一次认识到儿子的真实想法。在另一个家庭中，一位失去双亲的女大学生由叔叔收留，本来叔叔试图在两人之间培养出父女般的感情，但是侄女还是没有开口叫他“爸爸”，他觉得十分遗憾。侄女对叔叔的行为十分感激，但是她还是不能把叔叔当作父亲看待。不是孤儿与监护人的讲述出现了错误，而是真实反映了各自的主观想法，地震孤儿和监护人也认为家庭是孩子生活的支柱，亲人更应该理解孩子的想法，他们虽然朝这个目标努力了，但是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并没有完全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与想法。
地震孤儿不愿意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知道亲人们自己也处于失去了配偶、孩子的悲痛之中，他们也受到地震恐惧后遗症的折磨。比如有几位母亲就曾经透露她们在无法承受生存下去的痛苦之时，会随手摔掉手边的电话、座钟等物品。另一方面，父亲很常见的方式就是将这些感情封存起来，不向外界表露。孩子对父母的状况不愿有更多的涉及，他们对地震后六年来父母的整体评价是父母为了孩子牺牲了很多，也忍受了很多。这一点从其他父母身上可以得到证实，他们也表现出了疲倦、悲痛、心酸以及焦虑。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与父母都需要克服各自的感情障碍，从而继续正常的生活。家庭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彼此都十分熟悉，可以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也可能拒绝进行交流。处于青年期的孤儿在关心父母时，更需要体谅父母的情绪。
地震孤儿在地震刚发生之后与家庭成员同心协力，尽力帮助父母排忧解难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家庭成员互助的重要性。当提到家庭成员的帮助是否重要这个问题时，回答“确实如此”的占68.7%，“基本这样认为”的占到18.2%，大部分人认识到了家庭互助的重要性。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回答并不意味着对家庭意义的认识、家庭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全力帮助父母是一种受到周围人们强烈期待的行为，一种需要履行且必须履行的内在规范。但是青少年时期的孤儿在就业、结婚、生活方式等人生规划等方面与父母的期望并不一定相符，更多的情况是存在分歧结果，孤儿不得不面临两难的抉择：要么重视自身的幸福，要么更重视与亲人的合作。孤儿试图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时，内在的规范往往妨碍孤儿的选择自由。
青少年时期孤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其生活经历特别是家庭的生命历程显示，他们在独自忍受悲痛的时刻，感受最深的是孤独与寂寞。地震孤儿往往与家庭成员的情感交流不够顺畅，时常陷入孤独无助的状态，有时甚至找不到生命与存在的意义。地震孤儿比普通孩子更多地思考生与死的意义以及人生的价值等问题，也表明他们在追寻自己替代死去的家人而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孤儿所感受到的孤独的根源来自于对家庭成员的死亡和自身曾经面临死亡的双重体验，这两种状态混合在一起无法分离。如果和家庭成员在情感上交流不畅的话，这种孤独感会愈发强烈。
每年在地震发生的1月17日前后，关西地区各个媒体都对地震进行专题报道，以神户市为中心的地震灾区的人们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人们希望地震孤儿们通过这些报道，唤起他们对家庭的回忆。虽然人们希望社会能够留住这些回忆，但总体而言又不愿向他人谈起自己不幸的经历。他们保持沉默是因为这段记忆是痛苦的、不堪回首的。
地震孤儿在解释自己沉默的原因时，使用的最多的词是“无法得到理解”。他们联系自己的经历，举出“无法得到理解”、“不想要别人同情”、“不想别人特别关心”、“希望早日忘掉过去”，等理由。虽说这些是主要理由，但绝不是全部的。“无法得到理解”这种态有两层意思：一是无法表达的精神体验的具体内容，二是难以言表的焦虑，在接受采访时，他们不停地转换话题，力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回答，这种场面正好暗示了地震孤儿“不需要别人理解”的心态。
受灾者之间互相理解的不易不是地震孤儿独特的感受，身为心理咨询师的吉川加世子在自己的地震体验报告中写到，在倾吐自己感情时，最佳的聆听对象是“和自己受灾程度相同”的人。尽管大家在谈到自己的地震经历时会引起相互间的共鸣，但是家具倒塌的受灾者、房屋全毁或烧光的受灾者以及失去亲人的受灾者在精神和心灵的创伤方面存在天壤之别，这些人在一起谈论地震经历是不太合适的，如果受灾者之间受灾程度相差太大，不仅谈话难以顺利进行，甚至会加重心灵所受到的创伤，地震孤儿之所以感到无法得到别人的理解，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愿意再去触碰自己受到的伤害，或者害怕再次受到伤害。如果有人此时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伤害到地震孤儿悲痛的心灵，这种无法得到理解的心态便会愈加强烈。相反日常生活中，往往是朋友过分的小心反而让他们感到自己无法得到理解，从而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在和朋友谈起家庭的话题时，如果对方明明知道自己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还是问起一些不该问的问题，他们便会不耐烦。孤儿甚至希望在谈话中不要提到家庭。在同情孤儿所受的悲惨经历时，说话人把自己和孤儿划分成了两个世界的人，仿佛在两人之间有了界限千篇一律的理解反映的只不过是对孤儿的同情，而这种方式反而会伤害孩子们。
既然别人无法理解自己的地震体验，索性就放弃这种尝试，以普通的方式和他人形成朋友关系。青年时期通过就业与升学，人际交往的圈子不断扩大，在接触没有地震经历的人时，为了与他人维持良好的关系，他们对地震经历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沉默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处事方法。
地震中，家庭成员的死因除了占多数的砸压致死之外，还包括烧死、病死、事故致死等各种原因，而且发生地震时，孤儿的年龄也大不相同，这种年龄差异使得地震的影响以及此后的生活经历产生很大的差别，灾后重建时期生活在亲人庇护下的婴幼儿，和以学校生活为主的儿童、学生以及协助亲人从事灾后重建的高年级学生的生活体验、精神体验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比如中小学生习惯了学校生活的规律性与稳定性，这种学校生活能对他们起到迅速恢复原先生活的作用，但这和大学生能够在大学之外寻求心灵的安宁是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学校的气氛不同，有些孤儿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再次适应学校生活，内心深感痛苦。在地震发生七年之后，地震孤儿的多样性日益显现。
孤儿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总是害怕再次受到伤害，因为其他人讲述的地震经历往往会打动自己，使自己联想起以前的经历。正是因为害怕受到伤害，他们会尽量避免介入这种局面。
他们心中残留着伤痛，在沉默中度过了青年时期。这些孤儿需要对亲人进行缅怀，需要有倾诉自己经历的机会，更需要他人的支持。直到现在，有的孤儿心灵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心灵的抚慰不可缺少。随着时间的流逝，地震的经历已经不再栩栩如生，“唯有奋斗，才能成功”的决心也已经开始淡薄，孤儿开始害怕这个淹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已。
照顾遗孤育英会多次召集地震孤儿进行集会活动，1998年之后开始在彩虹会馆组织节日活动，在孤儿的心灵康复方面做出了努力。
年纪稍大的孤儿因为学校生活或者就业的关系参加活动比率不是太高，但出席率还是达到了45.3%，其中有八成的人参加过各种集会活动，并表示受到了积极的影响，“结交了新朋友”、“得到倾听其他人经历的机会”等。集会的主要目的是起到放松的效果，孤儿在快乐中结识新朋友，如果有意愿的话，讲述自己的经历是受到鼓励的。同伴之间的安全感使那些认为孤儿之间难以交流的人，听到其他人的地震经历后，产生自己也向大家讲述的想法。结果是这些以缅怀亲人治愈心灵为目的的活动收到了效果，大家给予了积极评价：“能够倾听其他人的经历”，“能够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谈话后，一身轻松”，“能将烦恼、悲伤地震之后受灾者互帮互助，一边流泪一边分担各自的悲伤，产生了共倾诉出来”等等。
照顾遗孤育英会以及彩虹会馆所举行的各种活动，就是为了使在受灾地感到疏离感的孤儿们形成心理上的放松。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