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发生里氏9.0级地震,继发生海啸,该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福岛第二核电站受到严重的影响。2011年3月12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宣布,受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2011年4月12日,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将福岛核事故等级定为核事故最高分级7级,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级。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本期带您回顾:福岛核事故真相。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我是百宁。福岛核泄漏事件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超严重核事故,事故发生以后如地狱般的500天里,专家设想过最糟的情况将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严重10倍,甚至将使日本放弃三分之一的国土。今天我们将和大家继续一起分享日本作家门田隆将编著,沈长青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福岛核事故真相》。
《福岛核事故真相》首次完整披露福岛核事故处置过程中的应对和决策过程,作者门田隆将采访现场救灾总指挥吉田昌郎、第一线工作人员、前首相菅直人、当地居民及企业人员、科学家等近百名相关人员,从各种角度还原现场情况,对灾难的发生提出深刻反思。《福岛核事故真相》第19集。
昨天和大家说到,那次著名的演讲,很多救援现场的人对菅直人首相产生了误会,甚至愤怒。早已有了赴死觉悟的池田,对同为东京工业大学的学长首相燃起了愤怒和一丝空虚感。
“我说‘你们逃不掉’,并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日本如果毁灭,那日本本身将无处可逃。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因为逃不掉啊。”
菅直人前首相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是作为首相,才会那么说,并非针对福岛现场的人员那么说的。我所说的是,日本不可能放弃对事故的控制,交由其他国家处理。也就是作为日本人无法逃掉。我并不是说那是谁的错。”前首相菅直人如此回忆那段让现场人员惊讶的那段发言。
而在现场,很多人已经在准备着着装赴死。
“各小组,留下最少人数后撤退!”
“二号机,抑压槽的压力,变成零了!”紧急对策室突然有人大喊。声音的主人是伊泽。伊泽时常想起那一幕,一瞬间,惊讶的气氛包围了紧对室。
这是2011年3月15日早上6时过后。
不久前,巨大的冲击声响笼罩着紧对室。明显是什么东西发生了爆炸。
“这次是哪里?”
紧对室开始紧张起来的同时,吉田所长叫道:“确认仪表!”
“是!”处在发电组座位上的伊泽,立刻联系了中控室。从两天前的傍晚开始,伊泽等人就开始每隔几小时,进入一、二号机的中控室轮班。
此时,在中控室当班的,是以平野为首的5位作业人员。平野他们听到爆炸声,就立刻在漆黑的中控室里,掏出手电筒,——接通电池读取数据。那时,发现抑压槽的压力变成了“零”。
“二号机,抑压槽的压力是零!”平野立刻打电话给伊泽。握着电话听筒的伊泽大喊,声音在紧对室内回响。
因为一号机和三号机都发生了氢气爆炸,所以马上就以为“莫非二号机也爆炸了”。终于,这一刻来临了。发电组的每个人,都以为“或许已经要完了”。所谓的抑压槽,指的是调节存放容器内压力的压力抑制室。
核反应堆炉心的蒸汽,被吹入抑压槽的水中,使之液化。如果这里的气密性没有破坏,就可以避免释放出高浓度的辐射。然而,它的压力变成了“零”,也就意味着抑压槽“破了”。
根据后来的检测,减压作业没有成功的三号机,此时由于一些损伤,“放出”所有核反应堆里浓度最高的放射性物质。
终于,让人所惧怕的事情发生了——握着话筒的伊泽,看着更为慌乱的紧对室的景象,心里如此想到。
不知过了多久,吉田传来指示。
“各小组仅留下最低限度的人数,其他人员撤退!”吉田大声宣布。
紧对室里的每个人,前不久才听到首相的“演说”。首相的话使得大家感到无力,那不过才是30分钟之前的事情。一国的首相,对着已经准备赌上性命处理事故的人们说:“拼命地干!”那股虚脱感尚没有消除,而在那令人不愉快的气氛中,“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由班长指定留下的必要人员!”吉田补充道。
身为指挥官的吉田,终于下令“撤退”,伊泽此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绪。
“在某种意义上,吉田或许松了口气。”伊泽忽然间如此想到。
“在这个时间,包含非技术人员在内,避震指挥楼还留有很多人。吉团想让非技术人员尽早撤退,但是由于外面的污染越来越重,始终无法离开避震指挥楼。然而此时发生的情况,让人不能再坚持这个理由了。除了最低限度的人员以外,吉田命令所有人员退避到福岛第二核电站。能够下令撤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想吉田应该松了口气。因为我自已也是当值长,和部下们一起关在中控室的时候,我和他的立场是一样的。”
处于有权左右别人生死立场时所伴有的痛苦,伊泽感同身受。
对吉田“可以下令撤退”这件事,伊泽产生了一股“啊,太好了”的不可思议的感觉。那是地震发生以来,一路在中控室里艰苦奋斗过来的伊泽,才能有的同感吧。
“看起来像着装赴死。”
最低限度的人员以外却进行撤退——由于吉田这个指令,避震指挥楼里陷入了一种混乱状态。所谓的“最低限度的人员”,标准是没有的。到哪种程度是必要的,从哪里开始是不必要的,那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在一片慌乱的避震指挥楼里,这个标准,取决于自己自身的判断。
伊泽所想的是“非技术人员进行撤退”,还有年纪轻的人。
对于眼前的年轻人们,伊泽向他们说道:“你,在干什么,快离开这里。”
“不,我要留下来。”
“你在说什么!你还年轻,快出去!”
“我不走。”
“这是命令,快离开!”
不断进行着这样的对话,伊泽一个接一个地把发电组的人送走。
“非常感谢您!”
“受您关照了!”
年轻人向伊泽道别,也有人眼中含着泪。但是离开的不止是年轻人,被认为应该要留下来的资深人员之中,也有人带着行李走了。
处在生死的边缘,任何的时刻都是残酷的。之前抱着赴死决心而再度挑战减压作业的吉田一弘,此时也和伊泽一起留在了紧对室。
吉田一弘说:“大家离开紧对室时,场面非常混乱。很多人都走了,因为没有留下来的理由。我对年轻人说‘离开吧’。也有年轻人表示‘要留下来’。他们是出于责任感而这么说的吧。可是我猜他们心里是想要离开的,毕竟他们还年轻。我一说‘离开吧’,年轻人就走了。”
对于生死攸关时的场景,吉田一弘到现在也不太愿意去回想。
“谁留下,谁走了,我尽量不去想,怕对以后有不好的影响。至今工作在一起,我觉得‘你是技术人员,可以信得过的人’,也有些离开了。我尽量不去考虑那些问题。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也去避难了。我个人觉得技术人员必须要留下来,但是大家几乎都到第二核电站避难去了。人心还是很脆弱的啊。”吉田一弘感慨道。
那或许可以说是作为入的极限的修罗场。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与人生,即使在同样的职场工作,自己肩上所背负的责任也因人而异。出于不同的理由,很多人觉得撤退到第二核电站,作为一个人,那是当然的吧。
此时,和人流走着相反的方向,跑上二楼紧对室的是防灾安全部的佐藤真理。
防灾安全部,正如字面意思所述,是在发生灾害时,负责员工安全或进行疏散等工作的部门。地震发生时,在天摇地晃之中,跑向紧急广播设备用麦克风喊着“紧急避难”的人正是佐藤。
但是,天花板噼里啪啦落下来,紧急广播的电路也由此被切断,她的警告广播仅发出一句就断线了。此后,她仍然一直在避震指挥楼中照顾作业人员,抑或负责食物的相关工作,以及协助现场消防车的燃料补给等。在此时,还有很多像佐藤这样的女性工作人员留在避震指挥楼中。
“那时候大家情况很糟糕。人人都没有洗澡,因为根本就没有水。而且天花板掉落,大家都灰头土脸的,只能呆在那里。男性的脸上都是胡碴,没办法洗脸;而女性的发型都塌了,也没心情化妆,大家都是素面朝天。我刚好找到白色口罩,觉得可以把脸遮起来,就带上了。洗手间也不能冲水,所以变得很脏。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挤在一起睡,真是很凄惨。”
后来,在2011年3月15日早上,吉田所长发布了“撤退指令”。因为吉田发布指令时佐藤身在一楼,所以没有直接听到。然而当看到人员陆续朝一楼走,她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一楼,有提供到外面时所需的装备。白色的隔离防护服加上全罩式面罩,鞋子套上塑胶套。大家排着队依序领取。
但是,撤退的人如果全部换上面罩,那么留下的作业人员就没有面罩了。如果那样,留下的人就不能靠近现场了。为了他们着想,一部分面罩被事先藏起来了。因为知道数量绝对不够分,很多人都在抢面罩。
没有拿到面罩的人,用手帕捂住嘴巴,快速冲到巴士上或者分别搭乘停在停车场里的员工上下班用的私家车离去。
看到这样的情景,佐藤突然想到,不知道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年轻人是否还留在紧对室。如果他们留下来,绝对不能让他们送死。她这样想着,于是跑上楼去。进去一看,在一片寂静之中,吉田所长等干部坐在圆桌旁。
“大家真的都是一言不发。以吉田所长为首,大约50位的管理层级别的职员坐在圆桌旁。与其说是安静,倒不如说是一片死寂。在此之前,紧对室里一直是人声鼎沸,所以那个画面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从入口看进去,在圆桌的对面,挂在内侧墙壁上的电视会议屏幕下,有三个年轻人坐在地板上。那是消防组的人员。
佐藤经过干部们的圆桌,走近屏幕下方。
“大家已经在穿戴装备了,都在楼下等着。”她说道。
但是,他们没有反应。
“消防组的人员正在集合,请到楼下去。大家正在搭乘巴士了。”她又说了一次。
然而,他们并没有打算站起来,也没有对佐藤说什么。
“我认为留在这里就是死路一条。我只是不希望让年轻人死在这里。管理层级别的人有职责在身,不得不留下。但是那些年轻人,明知道留在这里可能会丧命,还是觉得必须留下。其他人都纷纷离开了避震指挥楼,即便我对他们说‘大家都在楼下等着,赶快下去吧’,他们也无动于衷。”
佐藤感觉到了那坚定的意志,他们三人已经下定决心留下来了吧。
“我觉得这里已经无能为力了,下次再来的时候真的可能就是进行重建的时候了。因为我是读《听,海神的声音》长大的一代。知道在战争里年轻人因为任务而失去性命的情形。因此我绝对不能让这些年轻人送死。”
那时候,佐藤用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的音量,大声喊道:“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的重建啊!”
声音在紧对室中盘旋。佐藤拼命喊着,如果不这样,他们还是会拒绝撤退的吧。没有时间了。
你们要尽力从事重建工作啊——那是比他们年长的佐藤发自内心的叫喊。不过,坐在圆桌边的干部们也听到了佐藤的声音。所谓的重建,是建立在干部们的“死”这一前提下的。
“我知道坐在圆桌旁的干部们已经有了牺牲的觉悟,其实我想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要留到最后一刻。虽然对他们感到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希望年轻人能够进行重建工作。干部们自己只能选择牺牲,别无他法。我这样的心情看待他们,所以他们看起来像是着装赴死。”
终于,三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佐藤的气势让他们动了。带领他们出去时,佐藤对自己的上司防灾安全部长说了一句话,这件事让她现在想来还是后悔不已。
“我不由自主地说:‘部长,不一起走吗?’我为什么会对已经下了决心要留下来的部长说那样的话呢?我到现在都还在这么问自己。部长很苦恼的回了一声‘嗯……’干部们集体留下来,我明知不可能只有我们部长离开,却还是说了那样的话。”
这些,吉田所长都看在眼里,据说他当时的表情相当镇定。
“吉田所长以镇定的表情看着我们。我觉得他是铁了心了。他总是端正地坐着,没有丝毫慌张不安。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不光是对着吉田所长,我对着大家行了礼之后,才离开紧对室。”佐藤深深地鞠躬,不再回头。
“我没有回头,因为当时充满了神圣的气氛,圆桌旁大约50名干部,已经像是穿上了死亡的装束。再回头那样失礼的事情我做不出来。像我们这样的小兵,毕竟只能慌乱地逃开。紧对室里真的是寂静无声……”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除了和修复相关的技术人员之外,在其他人员进行撤退时,最后离开紧急对策室的佐藤那么说道。
该留下来的人都留下了。
紧对室里一片寂静。之前的吵嚷仿佛是骗人的一样。现在这里成为静谧的空间。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并没有悲壮的气氛。
这时,伊泽心里想,应该留下的人员都留下来了。
“我把大家送出去之后,回头一看,发电组全都留了下来。什么?因为发电组具备所需要的基数,有很多人是不得不留下,即便如此,居然有25人左右留下来了。我感到非常惊讶。”
那时寂静的场面还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
“大家一哄而散地撤退去了。然后,该留下来的人都留下了。等人员撤退结束后,紧对室里面格外安静。在寂静中,留下来的人面面相觑,脸上却看不到悲壮。真要说的话,是带着笑容的,总之就是一股很奇特的气氛。”
那时候,吉田所长打破了沉默,他说:“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那是和事态严重性极不相称的一句话。
尽管不想死,但却不得不意识到死亡将近时的紧张气氛,却因为这一句话,瞬间缓和了下来。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吉田才之所以是吉田。
因为他的一句话,大家开始东翻西找搜寻食物。
“有没有可以吃的?”
“找到了!有了!”
“看,这是什么!”
仙贝、饼干等,陆续被从各个地方找了出来。接着大家开始分配这些食物。
“要不要吃点东西?吉田这么说的时候,我想,啊哈,他和我说了一样的话。”伊泽笑道,“待在中控室里的时候,寂静无声,我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要怎么形容呢,当时气氛就变了。吉田说了这句话之后,感觉大家就放松了许多。开始四处找吃的,翻箱倒柜。虽然都是些应急的食物,喝的也只有瓶装水。”
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碘剂。
“啊,还有碘剂!”话声一出,碘片也和食物一起被分配给大家。
“哎呀呀,感觉无论找到什么都好,真是爽快啊。大家都决定牺牲了,留下来了。紧对室之前还是一片沉默,我们也没和总社联系。真的,发电站感觉好像独立了。我们彼此说笑‘你也留下来了啊’,心情相当开朗。在此之后,我们还是会去中控室,但是已经做好觉悟了,去哪里都不怕。有些人我们觉得‘这个人也不得不死吗’,但是他们有的已经离开,我们也不必为他们担心了。而我们都是视死如归的人,所以与其说是悲壮,不如说有着一股爽快的感觉。”
不过,以吉田为首的紧对室中的每个人,并没有放弃工作。反而因为有了心理准备,涌现出更强烈的斗志。那是“新的战斗的开始”。
“已经决定了要做的事了。收集核电站数据资料是当值长的工作。给核反应堆注水,是消防组和修复组的工作。其他还有像恢复电力供应、消防车燃料补给等。如果一直持续进行这些工作的话,至少事态不会恶化。因此,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还是坚持到现场去。我们并不是留在这里等死,是因为有工作要做,才留下的。”
大家都伤痕累累了。避震指挥楼的马桶里,已经满是鲜红色。
伊泽说:“马桶没有水,一片惨状,因为没办法冲水,大家搞来了临时厕所,当这个存满了的时候再去搭个新的。结果都变成红色的了。因为大家都血尿。然后在三月下旬,即使终于有水出来了,小便池仍一直是鲜红色的。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大约600人撤离,留在避震指挥楼的有69人。
后来,被海外媒体称为“福岛五十勇士”的他们,在那样残酷的环境中,默默地完成着摆在眼前“必须去做的事情”。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福岛核事故真相》,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