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发生里氏9.0级地震，继发生海啸，该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福岛第二核电站受到严重的影响。2011年3月12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宣布，受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2011年4月12日，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将福岛核事故等级定为核事故最高分级7级，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级。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本期带您回顾：福岛核事故真相。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我是百宁。福岛核泄漏事件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超严重核事故，事故发生以后如地狱般的500天里，专家设想过最糟的情况将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严重10倍，甚至将使日本放弃三分之一的国土。今天我们将和大家继续一起分享日本作家门田隆将编著，沈长青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福岛核事故真相》。

《福岛核事故真相》首次完整披露福岛核事故处置过程中的应对和决策过程，作者门田隆将采访现场救灾总指挥吉田昌郎、第一线工作人员、前首相菅直人、当地居民及企业人员、科学家等近百名相关人员，从各种角度还原现场情况，对灾难的发生提出深刻反思。《福岛核事故真相》第22集。

昨天和大家说到，前来参加救援的松井他们只注了一次水，作业就结束了，隔天18日由其他人执行注水工作。此外，20日、21日这两天，陆、海、空全部包括在内进行三次注水。注水次数共计5次。

“第一次和家人联系，就在那个时候。”松井说道。

“我太太问我，为什么没告诉她要去现场。我跟她说，不好意思，我忘说了，因为当时匆匆忙忙的。孩子们问我‘爸爸你真的去了核电站吗？’我回答‘我真的去了’，幸好没什么事。我记得只有说这些话，详情就没有多说了。”

这又是一位作好赴死的心理准备前往核电站的父亲。

从陆上自卫队木更津驻屯地开来消防车的齐藤等人，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在17日和隔天18日这两天，齐藤执行了注水作业。17日那天，齐藤他们在松井的航空自卫队消防车之后实施注水。

“按照顺序一辆消防车注水回来后，接下来的一辆再出发前去注水，我们顺着一条路开下去，这时候，我当时以为是普通缓和的坡道。但隔天上午再度去执行注水的时候，白天行驶才发现是相当陡的坡道。是S形，不是那种笔直的坡路。晚上只能看到消防车头灯照射的范围，所以不知道原来是这样。下坡之后，就看到东电的引导人员，我们便和那个人对话。”

齐藤乘坐的B2消防车，有探照灯和扩音器。他就是利用扩音器和引导人员说话。

“首先用探照灯照射目标场所，接着就用麦克风确认：‘是现在用灯光照到的地方吗？’然后，那位引导人员用手作出大大的圆形，于是我们对着那里开始注水。”

陆上自卫队的消防队和空中自卫队不一样，在使用高压水炮进行喷射式注水时，陆上自卫队会说成“发射”，就像是发射大炮一样。齐藤作出发射讯号的同时，开始注水。

“三号炉有一个四方形的空洞，是爆炸时被炸飞的地方。我们便瞄准那里开始发射。我去注水两次，第一次是瞄准四方形的破洞，隔天瞄准的是那更里面的位置。”

齐藤回想道：“或许也有顾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之类的，但既然是来执行任务，首先就要全力完成任务。我的个人安危，终究是后来才想到的。那时候，我们被要求进行冷却工作，我感觉其实是在冷却核废料池的同时，也将水贮存到了核废料池里。虽然只是听说要我们对燃料池注水，藉此进行冷却，以防止熔解。”

齐藤说不只是陆上自卫队，其他的部队也来了，这是一场和时间的竞赛。“当时我认识到的只有一个要点：总之就是要迅速，早个一分钟也好，尽快把大量的水注入，无论如何都要降低温度。其实水柱从开始发射到完毕还不到三分钟。因为后头还有在等候的消防车，任务结束之后就要尽早把场所空出来，让后面的消防车可以进来。完成注水工作回来后，我真的很在意到底有没有起到效果。”

齐藤得知那“结果”是回到国家足球训练中心以后的事了。

“注水结束后，我心中觉得不安，这样是不是有效果？现在怎么样了呢？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注水到底有没有作用。直到回到国家足球训练中心后，才知道核反应堆的温度下降了。那时候，负责冷却作业现场的指挥队长来通知我们：‘关于今天的任务，结果是现在温度正在下降。’隔天我们再去，也被告知有效果了。如果水位不够的话，还要再去补给。听到了发挥效果的时候，毕竟还是非常高兴的。”

在自卫队执行任务期间，第一核电站的消防组和修复组，也在吉田的指挥下，不断对一号到三号机的核反应堆进行注水。那是何等强烈的信念。在这放入异次元般的第一核电站，就这样在自卫队等各方协助下，逐渐进行着冷却。

那也显示出，处在暴走失控边缘的核反应堆，终于败给了人类的执念。

“你还活着啊！”

“为什么要哭啊？

持续在核电站坚持奋斗之中，防灾安全小组的佐藤，通过电话听筒听见家人的哭泣声，心里这么想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身在绝地的自己，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对各种情绪的感知。

那是2011年3月18日的事情吧。地震发生以来，经过一个礼拜，她第一次和家人联络上。

“你还活着啊！”佐藤的丈夫一直以为妻子丧生了，现在终于得知她还活着。22岁和19岁的大学生儿子、女儿得知母亲还活着，对着话筒竟语塞了。

也难怪如此，他们通过电视，看到了巨大的海啸和核反应堆厂房的氢气爆炸这些难以想象的画面。

尔后两天、三天、四天……终于一个礼拜都过去了，身为妻子、身为母亲的真理都没有发来联系。而他们自己又被迫撤离，已经快要放弃了真理还活着的希望。

就在那样的时候，突然，本人打电话回来了。

“我已经没有自己的手机，所以没办法知道家人的手机号码。而且，公司里面几乎没有可以接通的电话，就算想联络也是束手无策。”

佐藤回忆说：“地震发生时刚好是春假，上大学的两个孩子恰好都在家里。后来我才知道，地震发生后，孩子们带着我爸妈和公公婆婆走路去避难。最后，家里人都到儿子在东京的宿舍去了。地震发生后一个礼拜左右，我向我们部长借了卫星电话，通过总社的通讯机，尝试拨打了写在记事簿角落的儿子的手机号码，就这样碰巧接通了。我是因为情绪亢奋，所以不觉得悲伤，但是电话那头却哭了。”

得知电话那头，家人还活着，自然而然涌出泪水。

“喂。”

“啊，妈妈？”

“是啊。”

儿子瞬间喊道：“妈妈还活着！”

以为已经丧生的妈妈，突然打电话来。儿子又惊又喜，不禁流下眼泪。三个人轮流通了电话。

“你还活着啊！”我丈夫张口就大叫。

“你现在在哪里？”可以听见抽泣声。

“在公司啊。在避震指挥楼。”

“为什么在那种地方？”

丈夫接着说：“我还以为你一定是受到爆炸波及，下次见面不知是在医院还是遗体安置所啊！”

佐藤完全不知核电站外面的状况，听着丈夫这么说也是毫无头绪。

“家人似乎没想到我居然会在公司。他们认为，或许我在哪家医院，甚至可能在遗体安置所。因为看到那爆炸的画面，随便怎么想都会觉得我已经死了……又因为我的工作，有可能会去送消防水管什么的，所以都觉得我被爆炸波及了，他们才会哭起来。我家丈夫也是说不出话来。但是，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完全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哭。我好像已经超越这个阶段了。我想，周遭的人也一定一样。因为情绪亢奋变得异常兴奋，所以我哭不出来。大家几番经历以为核电站就要撑不住了的场面，所以当我听到家人在电话那头哭泣，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哭。现在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

一直持续异样情绪亢奋状态的人，应该早就心力交瘁才对，却反而异常的精神。佐藤感觉到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大家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但感觉自己很冷静，变得异常有精神。因为值夜室有电视，大家偶尔看到电视转播，来到这里的消防队员回到东京后，在记者会上边哭边描述现场的惨状。看了之后我心想：咦，我们现场还有好几百人在啊！我想那时已达到人类的极限，很多感觉都麻木了。后来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恢复原来的自己呢，我也不知道。”

那样的佐藤，终于痛哭流涕的时候，已经是过了5个月之后的事了。

“时间慢慢过去，终于，我可以像这样回想往事，回顾当时情景。我真正哭出来，是2011年8月左右的事。我们进行各种修复工作，穿梭在已经毫无人烟的城镇。我们会去到川内村、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牛羊等都死了，狐狸等动物都跑出来，只剩下皮包骨头。因为我常去，所以狐狸有时候会战战兢兢地靠过来。看到狐狸尾巴，我会一边说着‘啊，是狐狸。’一边拿着那天带去的红豆面包下车喂给它们。看着它们如此瘦骨嶙峋，实在太过可怜……我就在那时候，真的就突然之间，像决堤般哭了出来。不光是人类，就连无辜的动物们，都遭到这样的不幸，这一带的土地竟然变成这样……牛也慢慢地、慢慢地变得骨瘦如柴，小牛也生下来之后马上就死了。真的很悲哀。目睹生物受苦时，当地人因为核电站的事故遭受如此大的灾难，这种感觉突然袭上心头，真的让我难过得当场流下泪来……”

看着这些无辜的动物，反而会联想到人类所受的痛苦。

“看到那些瘦得只剩骨头的动物时，心中感觉到对它们的愧疚，以及对造成这种灾难的我们的愤怒不断涌上心头，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

坚强的佐藤，如此讲述着事故后让她泪流不止时的情形。

置身于赌上自己性命的绝境时，人类脑海中会想到一些“未完成的心愿”。

经过一次失败，准备再次进入核反应堆厂房挑战减压作业，来到一、二号机的中控室的吉田一弘，想到自己“未完成的心愿”时，心情相当沮丧。

那毕竟还是关于“家人”的事。

“我从中控室回到避震指挥楼是13日，忽然发现必须处理一些事情。”

吉田一弘感慨地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家人的事。我有读大学的女儿和高中的儿子。女儿去东京读书了，双叶町的家里就剩三人一起生活。地震发生时，我太太和儿子都正好在家里。因为那天我没当班，本来打算先回家，然后赶去公司。回家的路上，虽然开着车，却因为塞车而动弹不得，所以途中我把车子停在路旁，跑着回家。我家离发电站很近，我先确认家里的受灾程度，也看看外面的状况。听到双叶町播出的紧急灾害广播，提到核灾法第十条，从而得知情况非常严重。”

地震发生之后，本来一弘和家人在一起的。因为没料到后来事故会变得如此糟糕，所以离家前往公司并没有对家人特别关照什么。

“因为我必须去公司，我正想着此后可能会有撤离指示，所以必须尽快带家人去避难所，这时候双叶町就发布了撤离指示。由于我的车子停在了回来的半路上，于是让太太和儿子坐上了我太太的车，暂且带了一晚的换洗衣物、存折和印章，送他们去了避难所，让他们在那里下车。”

一弘随后开着太太的车赶到公司。然而此后，吉田一弘就一头投入了赌上性命的工作之中。由于辐射剂量过高，不得不放弃减压作业，然后再度自愿前往一号机核反应堆之时，家人就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

家人的身影再度浮上心头是2011年3月13日，当时中控室改为数小时轮班制，一弘也回到了避震指挥楼。在此之前，又发生一号核反应堆厂房爆炸和减压实施等情况，吉田一弘更是对家人极为担心。

把家人送到避难所时，让他们带着手机和充电器，并对他们说：“听着，因为停电，不知道以后可不可以充电，所以平时把手机关了，必要时再打开。”然后再加上一句：“偶尔开机，必要时再联系。”

但是在那之后，太太和儿子情况如何，他完全不清楚。撤离范围逐渐扩展，后来连核反应堆也爆炸，完全不知家人平安与否。

即使在避震指挥楼的紧对室里，外部的消息也完全没有传递进来。这让吉田一弘更为心急，因为还有“未完成之事”。

“我是用公司电脑和太太联系上的。”他回想道：“紧急对策室的电脑可以用电子邮件跟外界联系，我就用电脑传邮件到太太的手机，很幸运地传过去了。”

电子邮件的内容写道：简单地告诉我，你们现在在哪里、情况如何、现在核电站的情况很糟……这邮件终于传到太太的手机。那么，一弘还没完成的事是什么呢？

“之前我都没有对太太说过‘谢谢’。我想，自己或许没办法活下去了。紧急对策室的电视上播映着自己所在核电站的情况，我想家人可能看得到。除了这些，我在邮件中对太太说了‘谢谢，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很幸福。’”

核电站的状况让一弘思考到了“死亡”的可能性。如果就这样死了，那时候把家人送到避难所之后就那样别离了，会很后悔。就算只是一句话，也想对家人——尤其是对太太说声感谢。一弘感慨地回忆说，当他发现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时，感到非常沮丧而消沉。

在那电子邮件里，他也简单交代自己的后事：不要抱怨我们公司噢！

那封邮件正是他的遗言。

“严格的来说，与其说是‘死’，应该是有这个可能。但我并没有写已经回不去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我都很幸福’这句话，就包含没办回去的意思。我记得我还写道：‘孩子们就拜托你了’。借此对太太说‘谢谢’，终于放下之前牵挂的事，心情也就镇定下来了……”

那是吉田一弘他们从中控室回到紧急对策室，做好重新前往最前线，“回到现场”的心理准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家人留下“什么”。那对于执行殊死任务的男人们来说，具有着无法衡量的深刻意义。

一弘的太太在回信上写道：“你在说什么？一定要回来，现在立刻回来！”

他所爱的家人们，真真切切的情感，凝聚于这句话之中。

“老爸，不准你死！”

一、二号机中控室当值长伊泽的脑子里，浮现着故乡的各种画面。所谓故乡，同时也包含家人。

在中控室的时候，他早就决定“自己要在这里留到最后”。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视死如归了

“直到最后一刻我都要留在这里，要让其他人免于污染，让他们活着回去。因此，我要留在这里，虽然不知道最后会变得如何，但我想这样一来我就要和家人永别了。我完全没有与家人联系，因为没办法联系。但是当然，会想到他们。”伊泽那么说。

“第一次想起家人，是事态发展到不得不执行减压作业的时候。附近地区的民众都必须撤离，考虑到事故的严重性，这是最后的方法。如果说有谁必须留下来，我明白那就是我。就在那时候，我想起了家人的身影。”

我会留下来——伊泽有没有想过必须告诉家人，尤其是对太太说一声吗？

“不，因为太太知道我是当天的勤务负责人，如果情况变得很糟，我想她也知道我必须留下。不论情况如何，我都应该在那里留到最后，我想我太太是明白的。外面的情况也很严峻，对于家人，我反而觉得‘拜托，希望你们平安无事’。那时候，心头浮现了全家人的脸庞。”

伊泽的太太因为风湿炎恶化，大约5年前就开始必须依赖轮椅行动。他的母亲早逝，家人和1962年出生的老父一起住。伊泽非常担心他们。

“特别我太太活动不便，我上班时就让她住在照顾机构。因为我要处理事故，因此我想对儿子说：‘往后爷爷和妈妈都拜托你们了’。担心归担心，却无法联系上。当我做好准备自己在中控室，无法活着回去之后，就着手处理眼前的重重状况，也就没空一直想着家人的事。”

每个人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都在努力奋斗。吉田做出“每班留下最低限度的人数，其他人撤退”的指示时，伊泽第一次在紧对室用电子邮件写信给26岁的大儿子及另外两个儿子。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福岛核事故真相》，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