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期。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本期带您回顾:缉拿“黑死病”元凶。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我是百宁。今天,我们就关注 缉拿“黑死病”元凶。
“跳吧,跳吧,精疲力尽,力竭致死。”跳舞跳到死亡,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美丽而恶毒的诅咒,却是欧洲历史上一段可怕的真实存在,无论男女老少,像感染瘟疫一样,会一直跳几天,甚至几个月的舞,直到最后体力衰竭而死。这段可怕的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还要从14世纪的欧洲说起。由于黑死病肆虐,中世纪的欧洲成了人间地狱。自1347年开始,到1353年结束,短短的几年内,已有2500万欧洲人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鼠疫肆虐后,劳动力短缺,让农奴的地位提高,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壮大,欧洲人也开始加强卫生设施建设,城市的繁荣似乎指日可待。但就在人们重新恢复了健康,渐渐从黑死病的阴影中走出来时,另外一种更诡异的情况发生了。
1374年7月24日,几十个德国村民聚集在莱茵河周围,歇斯底里地在大街上一连跳数小时,数天,有的据说跳了几个月。参与的人们似乎听到了某种神秘的音乐,穿着彩色的服装,狂热地舞动。直到参与者因为筋疲力尽崩溃倒地或者死于心脏病突发和中风,这场群舞才会结束。
这次疯狂的群舞并不是特例,一次官方记载的更为详细的案例发生在1518年8月,一个意大利女人在所有邻居和她那惊愕不已的丈夫的注视下,开始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市的大街上狂热地扭动四肢。
没有任何地方在播放音乐,这个女人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但她似乎就是克制不住地舞蹈,数小时后,她汗如雨下,肌肉不停地颤抖,最终因筋疲力尽而陷入了数小时的昏睡,醒来后她又开始重复之前的动作。
如果这个女人继续这样发狂地舞蹈下去,城市的大多数人可能会将她视作是一个精神病突发症者,但意外发生了。
不久后,一个邻居加入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又加入了,到一周后,已经有30多人不分昼夜地在城市的大街上舞蹈,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一个月后,参与者规模达到了400多人,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类似希腊神话“酒神狂欢”场景中。最终,不分昼夜地跳舞让大多数人死于心脏病突发、中风或器官衰竭。
这是一场突然而来的灾难。有关于黑死病的最早记载是在1348年有一名叫博卡齐奥的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的。而在历史中对黑死病特征记录,有一些是关于淋巴腺肿的描述,与19世纪发生于亚洲的淋巴腺鼠疫相似,这就使得一些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推测自14世纪开始的黑死病与鼠疫相同,都是由一种被称为鼠疫杆菌的细菌所造成的。这些细菌是寄生于跳蚤上,并借由黑鼠等动物来传播。不过由于其他疾病也有可能产生淋巴腺肿,因此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
公元527年,查士丁尼登上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宝座后,立即任命名将贝利撒留为元帅,不断对外用兵,收复失地。正当这位皇帝踌躇满志,似乎重建昔日统一的古罗马帝国的辉煌就在眼前时,一场可怕的瘟疫却从天而降。
公元541年,瘟疫首先出现在埃及,并迅速蔓延到亚历山大港,又通过海路登陆拜占庭帝国首府君士坦丁堡,随后更遍及帝国全境。贝利撒留的秘书、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描述:“一开始,所有患者都突发高烧,或从睡梦中惊醒,或夜里梦游;还有一些人行为失去控制,很快出现肿胀,通常是在腹部下端、腋窝、双腿以及双耳,最后或昏迷不醒,或说着胡话死去……”据另一位历史学家约翰的统计,当时君士坦丁堡的死亡人数约为5000~7000人/天,有时候每天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1万人。由于死亡人数太多,开始人们是将大量遗体扔进海中,后来查士丁尼干脆让人修建了一种巨大的坟墓——如深渊般的大坑,每个大坑可容纳7万具遗体。
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人口近百万,是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按最保守的估计,这场长达3个月的瘟疫,导致该城45万人死亡,这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不仅如此,这场瘟疫还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的国家,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导致1亿人死亡。查士丁尼本人虽然幸免于难,但已失去了复国的雄心壮志。他和他的臣民们一样,都认为这场浩劫是“神的旨意”。因而,大瘟疫过后,基督教势力在欧洲迅猛发展壮大……
整整800年过去了。进入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夺回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教皇指令欧洲各国君主,先后共组织了8次十字军东征。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东方的蒙古人乘虚而入。对当时的欧洲人民来说,他们不但要面对蒙古铁骑的蹂躏,而且还得直面那场绝迹已久的可怕瘟疫再次卷土重来。1346年,瘟疫首先登陆西西里岛。每天黄昏,都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收尸。瘟疫迅速向威尼斯、米兰、都灵……以至整个意大利扩散。到了1348年,瘟神已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1349年,瘟疫更飞渡英吉利海峡,接着又袭击北欧,甚至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中的格陵兰岛居民也未能幸免。1352年,处于欧洲最东端的莫斯科公国的大公和东正教主教,也都相继死于瘟疫。
这场大瘟疫起源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蒙古军队将瘟疫传入,之后由亚欧商人传到欧洲。首先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而后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
在英、德、法等语言中,当时均用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pest”一词来称呼这种鼠疫大瘟疫。由于黑死病是一种极为凶险的传染病,传播非常迅猛,于是在讲罗曼语和日耳曼语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地方在房屋的墙上触目惊心地写上了一个大大的“P”字——警告、提醒路人,此屋住有黑死病人,要小心迅速躲开。就像黑死病会传染那样,在墙上写“P”字的做法仿佛也会传染似的:一座又一座的房屋墙上,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的屋墙上,均出现了一个个黑黢黢、瘆人的大大的“P”!
世界文学名著《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就亲历了这场大瘟疫。他在该书的引言中详尽描绘了佛罗伦萨“十室九空”的恐怖疫情: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凄惨地在家中咽气,直到尸体发出腐烂的臭味……有7位男青年和3位姑娘为了避难而躲到郊外的一座风景宜人的别墅中。他们约定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共讲10天,恰好100个故事,从而度过了这段特殊的时光。这就是《十日谈》书名的由来。
这场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仅欧洲就高达2500万人之多。与上次瘟疫一样,由于大多数尸体的肤色都发黑,因而它又被称为“黑死病”。至于这种病的病因,早在1793年,中国洪稚存的《北江诗话》中就有记载:“赵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呕血死。染其气,亦无不立殒者。”中医典籍《鼠疫约编》中也记载道:“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为名。”但由于受到当时科技水平的局限,古人尚无法对一系列问题做出进一步回答,比如老鼠为什么会死?人又“染”了什么“气”而丧生?
1894年,黑死病第三次开始流行于世界,并以中国的广东和香港为起点。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时法国巴斯德和德国柯赫的细菌致病理论,已经揭开了人类征服传染病的序幕。于是,“时势造英雄”,一位日后将名垂世界医学史的“小人物”登场了。他就是出生于瑞士的耶尔辛。耶尔辛在巴黎学医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后来成为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的卢克斯,并建立起亦师亦友的良好合作关系。不久,他又拜在柯赫门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为方便研究,他还加入了法国籍。但耶尔辛由于生性好动,因而转任船医,游走于越南一带。他受越南殖民政府及巴斯德研究所委托,于1894年6月15日抵达香港,希望从患者身上找出病原体。但是,香港卫生部门于6月12日已将全部相关资料,交给了聘请的另一位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耶尔辛就贿赂看守太平间的士兵,从尸体淋巴结的脓液中取得了样本。他以一间茅屋为实验室,7天后即向香港政府报告,详述如何分离出一种杆菌,以及将此杆菌注射到健康大鼠体内后,会诱发出类似鼠疫的症状。
耶尔辛回到法国后,即加入了卢克斯领导的团队,进行鼠疫血清研究。1895年,他发现取自兔子体内的鼠疫血清,可预防其他动物感染鼠疫。接着,他又在越南芽庄继续以马匹制备血清。1896年初,香港等地再度爆发疫情,于是耶尔辛又一次来华。1896年6月26日,广州神学院有一位18岁的谢姓学生,从10时开始,主诉右侧鼠蹊部甚痛,中午更发高烧。至15时,主教带领耶尔辛去诊治时,该生已意识不清,右侧鼠蹊部出现囊肿。耶尔辛确诊其病情为十分严重的鼠疫。耶尔辛分别于17时、18时与21时,为该生注射三次血清,每次10毫升。午夜之后,该生的症状开始缓解。至第2天清晨6时,神学院院长前来探视时,该生已清醒,各种严重症状也都完全消失。耶尔辛守候在病榻旁,整夜未眠。这是人类第一次以血清医治鼠疫取得成功的病例,具有划时代意义。接着,从1896年7月1日开始,他又到厦门,在10天之内用血清治疗了23例鼠疫患者。其中除2例因医治过晚,抢救无效死亡外,其余21位患者均获康复。从1894年到1897年这三年间,耶尔辛将发现鼠疫杆菌和治疗这种传染病的全过程记录下来,揭示了黑死病是由于鼠疫杆菌导致病人的皮下大范围出血后,致使皮肤变黑的本质。他先后写成3篇相关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巴斯德研究所年刊》上。
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北里柴三郎首先发现了鼠疫杆菌。但是他的培养基受到了污染,为了否定耶尔辛的发现,北里将错就错,硬把受污染的细菌说成是引发鼠疫的病原体,结果弄巧成拙。而耶尔辛尽管取样的手段不够光明正大,但从尊重客观事实的角度而言,其结论却是符合科学发现要求的。虽然耶尔辛为了纪念巴斯德,将这种病原体命名为“巴氏鼠疫杆菌”,但是1970年以后,微生物学界一致同意将其改名为耶尔辛菌,并写进医学教科书中。
顾名思义,鼠疫是离不开老鼠的。但这种小动物是唯一的传染源吗?
1910年的一天,当时哈尔滨傅家甸的一个王姓猎户,打死了一只有病的旱獭,就地剥皮烹饪而食。他回到住地后不久,就发高烧并伴有咳嗽的症状,最后竟吐血而亡。很快,不仅是曾去探望王猎户的亲友,而且接触过这些亲友的人们,也纷纷出现相似的症状……情况十分危急!1910年12月24日下午,时年31岁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奉清廷之命,从北京启程前往并全权处理疫情。12月27日,伍连德到达目的地。没过几天,一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也出现同样的症状而迅速死亡。他亲自解剖遗体后,发现了病人体内的鼠疫杆菌。12月30日,伍连德在草拟给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蔓延两月有余,已造成无数人死亡的瘟疫,是通过飞沫传染,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这是一种新型的‘肺鼠疫’……”电报的“关键词”是:肺鼠疫病人已经成了主要传染源。而一般的鼠疫都是通过病死的鼠-跳蚤-人传染的。为此他提出了9条防治意见,主张立即停止捕鼠,而将工作重点改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简言之,就是“封城”!与此同时,伍连德还拜访了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官员,呼吁他们和中国政府合作。但这些建议无人理睬,致使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实际上,当时甚至连伍连德的同行们也都不同意他的诊断。例如,那位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派一位学生前来调查疫情时,就在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组织一批人解剖老鼠。出乎意料的是,在堆积如山的鼠尸中,竟没有找到一例鼠疫杆菌的携带体。又如,1911年1月2日,奉清廷之命前来协助伍连德工作的法国医生梅尼斯也不听劝告,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诊治了4位患者。结果他于1月8日病倒在俄国大饭店住处,很快出现了头疼、发烧、彻夜难眠、痰中带血的症状,3天后便在痛苦中离世。
梅尼斯之死,使伍连德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但之前被许多人认为无用的“伍氏口罩”都被当地居民牢牢地戴上,而且当局迅速将他的封城、焚尸等意见付之行动。在付出6万多人的生命代价后,鼠疫终于在哈尔滨消失了……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举行。来自英、美、日、德、俄等12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参加了会议。伍连德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并荣获“鼠疫斗士”的光荣称号!
伍连德虽然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但是只要我们想起由于使用了“伍氏口罩”而安然度过诸如凶猛的“非典”等疫潮时,就会感到他依然在我们身边……
当然,灾难背后还有一些事件也值得我们关注。2005年第三期英国《医学遗传杂志》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称,中世纪时代欧洲大陆长期暴发的出血热流行病为如今的欧洲居民提供了生物“选择压力”,这使得当今10%的欧洲居民对艾滋病病毒具有非常强的抵抗力。
在被命名为CCR5的细胞感受器中,一种突变基因可保护人体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和其他大陆居民相比,这种突变基因在欧洲居民人身上更为常见。
科学家们以前认为,这种基因突变现象十分普遍,因为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黑死病或天花流行病的侵袭,而正常CCR5细胞感受器中的基因突变被认为不具有这项功能。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电脑模拟公元1000到1800间欧洲人口统计数据发现,出血热流行病的盛行,加速了这种基因突变现象出现的频率,从过去黑死病流行时期的2万分之一增加到了当前的10分之一。
研究人员指出,早从公元前1500年起,致命性的病毒性出血热就已经开始在尼罗河谷出现了;公元前700-450年期间,这种疫情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流行起来;公元前430年,雅典也出现了出血热;公元541-700年间,东罗马帝国也暴发了出血热疫情;公元627-744年间,早期的伊斯兰帝国流行起出血热疫情。英国科研人员解释说,1347到1665年间,欧洲大陆持续发生出血热疫情,CCR5细胞感受器成为出血热病毒侵入人体的入口。
科研人员指出,尽管1665年伦敦大瘟疫高峰早已经成为历史,但出血热这种疫情并非彻底消失了。
利物浦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邓肯最后表示:“1665-1666年伦敦出血热大瘟疫并没有完全消失,后来继续在瑞典、丹麦、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等国流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00年。”
出血热瘟疫的继续存在,为人类基因突变提供了连续不断的选择压力,这就是今天那种特殊的突变基因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出现频率最高的原因。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缉拿“黑死病”元凶,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