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
　　无论如何，企业停产，对社会都会造成一定损失，然而，污染就像毒瘤，纵容一日，毒害日深。刮骨疗毒，剧痛难免。
　　夏光表示，临沂是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典型，这种模式，首先应归咎于当地政府和企业环保法律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主观原因。除此之外，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过去二三十年，国家在壮大中央层面的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大力鼓励地方发展工业产能，造成了特有的地区经济竞争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也顺势生长。临沂缺乏地理区位优势，缺乏技术能力和高端人才，资本积累少，没有能力搞清洁产业，只能以落后的生产方式搞发展。如今，临沂的老路已走到尽头，到了绿色转型期。
　　“必须明确，治理污染，提升环境质量是有代价的。”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表示，环保速胜论、环保低成本论都是无知，环保每取得一点进步都是建立在资金、人力以及各种社会成本的支持上的。对临沂治污后果的争论，其实正好教育大家必须认清，破坏环境需要付出代价。
　　整天抱怨说执法不严，刚严格执法又有人大声喊痛。对此，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表示，从“十五”开始，我们就在讲还清旧账不欠新账，可很多地方不仅旧债未还，还欠下一堆新账，最主要还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污染的“支持”。临沂就属于老账新账堆在一起，所以还账的痛苦变本加厉。
　　严格执法的同时，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也提示，解决环境污染时，一定要注意保护投资人权利，凡是政府招商引资的企业都是合法企业，都要依法保护其合法利益，千万不能朝令夕改。同时要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政府提供优惠政策，用5至10年彻底解决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