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情境下，这种急切寻找攻克SARS途径的心态多少可以理解。“到了最后，人们意识到还是需要公共卫生专家控制疫情。所以卫生部挑选专家去给中央政治局作讲座，找的不是临床医生，也不是高科技专家，而是公共卫生专家。”让曾光更感慨着公共卫生专家角色的变换。“在此之前，公共卫生专家话语权很小，公众和领导人知道那么多临床、科研专家的名字，但不知道任何一个公共卫生专家的名字。”而SARS之后，无论“甲流”还是禽流感，在或大或小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像曾光这样的专家们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们的名字也广为人知。

公共卫生专家知名度和被认知度的提高，其实折射出的是这样一个更有意义的事实：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极大进步。“SARS最积极的意义，就在于让政府和社会都认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中国疾控中心前任主任、现协和医学院副院长李立明评价说。“虽然说当时我们没有很从容地应对这个问题，但是SARS之后，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大幅提高，大大推动了中国疾病控制事业的体系建设和队伍建设。”

2003年3月1日凌晨，在广东做生意的27岁的山西商人被120救护车直接从太原拉到北京。她因为高烧回到山西太原治疗一段时间仍不见起色而进京求医。她先是来到三〇一医院，后来被转到三〇二医院。她这一家的转入，三〇二医院有十几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包括当时已74岁的姜素椿医生。这位女患者后来被确认为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感染者，由此也开始了SARS在北京的蔓延。

其实早在2002年底，当“怪病”在广东爆发时，卫生部曾派过两批专家队伍前往调查，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好的应对之策。2003年2月，卫生部又派出第三批专家组前往广州，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专家组的规模和资质都有了明显的“升级”：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常驻在广州，坐镇指挥；广东省卫生厅厅长、时任国家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担任副组长；下设三个调查组，临床组的组长是钟南山，流行病组组长是曾光，病原组组长是梁国栋。

“客观来讲广东省和卫生部当时也都比较重视，”曾光说，“之所以还会传到全国，就是因为各地到处是干柴，一颗火星过来就会燎原。而且因为航空拉近了北京和广东的距离，有个火种就能传播开来。”

在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看来，信息的封闭是导致“火种”传播的重要因素。“当时广东已经人心惶惶，板蓝根和白醋都脱销了，如果外界早知道传染病的真实情况，那位女商人至少不会从广东跑到山西，把病带到山西而毫不知情，又带到北京，把病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