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必须上报的传染病就是被列为甲类传染病的鼠疫和霍乱这两例，所以对SARS疫情的封锁多少也钻了这个空子。“而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任何大规模集体爆发的疾病都要报告，不管是哪种病。”杨功焕说，“后来我们也参考了世卫组织的那种方法：不明原因的肺炎都要报告。实际上SARS最初的表现就是不明原因的肺炎，这种疾病报告了之后进行排除，就能抓到呼吸系统的传染病，包括禽流感也是这种情况下发现的。”

另一方面，各地防疫站日渐退化的专业能力，也是SARS得以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杨功焕说，“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不正确地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当时的防疫站全部变成要自筹奖金，自己挣工资，本来要上战场打仗的人都拉磨去了。实际上这十多年，它的专业水平一点一点被消融，SARS期间疾控系统从上到下缺乏应灾能力，跟这有很大的关系。”过去，防疫站最中心的科室是流行病室，“这是最靠技术的部门”，“后来，防疫站虽然名字还在，但流行病科被严重地边缘化。”

“反思SARS其实很重要的是要去反思整个公共卫生系统的体制改革。”这是杨功焕感触最深切的地方。1990年，从美国回来的杨功焕一直在建疾病监测系统，他说：“我一点点感觉到，起初大家觉得这里专业性很强，都很愿意做，但越来越觉得不想做，参与人员换成了刚分来的人，或者被淘汰下来的人。技术水平显然就会越来越下降。”这支基层的疾病监测队伍丧失了对流行病的敏感性。

另一方面，在SARS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大大小小的传染病没有间断过，但是没有真正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在此之前最大的一次就是1988年的上海甲肝。这也在客观上造成对公共卫生的忽视和淡漠。由此，公共卫生专家的话语权小也就不足为怪了。

曾光没有想到的是，2003年4月15日，他以国务院督查组专家的身份进入北京。“当时卫生部点名要曾光进去，卫生部部长说，你有多大能耐使多大能耐，先控制SARS。”

当年，无论是卫生部相关领导还是北京市有关负责人，都遭受“瞒报”的指责。现在再回过头看，真实的情况或许应该这样说：那个时候，北京究竟有多少感染者，没有一个人能掌握最准确的数字。中国现在所有的医院系统很复杂，对于北京市来说，这里既有由北京市卫生部门主管的医院，又有中央部委所属医院、高校医院和军队系统医院，“那么多系统互不通气”，可是病人又在这些系统内转来转去。当时北京市也很着急，北京市只能管市属医院，其他那些医院报给谁，怎么报，也搞不清楚，卫生部为了弄清北京的数据，用了一周的时间，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

SARS以后，卫生部牵头组建了一个全国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这个平台的控制中心就在国家疾控中心。“现在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采取这个方式，它绝对是全世界最大、最快、最先进的系统，连美国也没到这个程度，它百分之百覆盖县，乡镇是80%—90%。这是医院和疾控部门一起汇报的。”曾光很兴奋地介绍，“可以说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乡一级，只要有疫情，中央都会在第一时间知晓，而不像以往那样，需要政府一级一级地汇报。”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关注和回顾万希润编写的回忆文学：生命铸成的历史，非典亲历者的回忆，第三集，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