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曾经有人问周宝桐当时有没有什么想法，周宝桐说：说实话没想什么，所谓无知者无畏，觉得这病大概和严重流感差不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己是科里最年轻的主治，我不先上谁先上。

“非典”之前，大规模的呼吸道传染病爆发离我们已经太远了，疫情初始，所有人都没有做好准备。最初的“非典”病区，是急诊诊室临时打了几个隔断，条件十分简陋。当时已经知道外科口罩防不住“非典”，但是N95口罩是奢侈品，医院供应不了，当时配发的标准装备是手术服、隔离衣加16层纱布口罩，还都不是一次性的，隔离衣应该是多年前的存货，似乎普遍是按女性护士的身材做的，对于周宝桐而言都偏小，只能将就了。没有负压病房，临时改的病房没有独立洗手设施，病房是几个大间，每间容纳六七个病人，病人之间没有隔离设施，听诊器只够一个房间一个，管道氧气接口不足，有些患者只能把氧气瓶推到床边。杜教授作为周宝桐的上级来巡视时，他们一起感慨防护设施不足，如果不尽快改善，医务人员被感染和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难以避免。

真正开始接收病人后，周宝桐很快意识到“非典”比自己想象中严重很多，病患断涌来，除了处理病情，周宝桐没有时问再想更多了。尽量让只有发热而没有肺部表现的患者居家隔离，只收入有肺部异常的患者，即使如此，几天之内，“非典”病房人满为患，部分患者是一家人全部病倒，有些患者的家属已经因“非典”去世。为了防止疾病传播，医生们和患者一样，吃住都在急诊的一个隔离区域，加上工作繁忙，基本上处在与世隔绝状态，只能在电话里和家人报报平安。大概是周宝桐进入一线的第六天，北京市在小汤山紧急建立了专门应对“非典”的医院，并指定了数家专科医院收治患者，以缓解综合医院的压力。周宝桐随同120的急救人员转运一批患者到专门的医院，路上发现北京的街道第一次如此空旷，急救车根本无需鸣笛，一路风驰电掣。接下来的一个夜班，一下又收治了7名患者，病房再次爆满，其中一个老人病情严重，呼吸困难，需要用呼吸机，争取了半天搞到了无创通气。心想明天上班的同事又要转送一批病人了。

下夜班睡了一觉，周宝桐的爱人打来电话，说一周多没见面了，想让周宝桐回家一起吃顿饭，说反正家里就我们两个人，自己骑自行车回家，不接触其他人就行了。禁不住老婆的劝说，周宝桐回家了。吃饭中，突然觉得有点冷，一量体温：37.6度，发烧了，周宝桐心中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被感染了，老婆也紧张起来，说不该让他出来，周宝桐更担心的是会不会把爱人也传染上。定了定神，先给总值班打了个电话汇报了情况，随后口罩帽子捂得严严实实地回到医院。验血白细胞不高，做CT肺部有个阴影，竟然真的中招了。很快医院科室主任、ICU主任和值班院长都赶了过来，周宝桐被送到西院区新开的隔离区住院。周宝桐的身份一下子从医生变成了病人。

生病的头两三天，日子过得还是满逍遥的。因为不知道什么药物有效，抗生素、激素一股脑都用上了，用了激素后，体温降下来了，胃口好，吃嘛嘛香，精神也不错，有点兴奋，晚上入睡困难。慰问电活一个个打来，从院长到主任到同事，嘘寒问暖，让人感动。周宝桐的爱人也被隔离在家，每人两个人煲电话粥，这是结婚前都不曾有的。周宝桐向管他的同事了解病情，都说得轻描淡写，诸如稳定、没有进展啦之类的，后来周宝桐也懒得问了。老婆问他情况，周宝桐说一切都好。他们商定都不告知双方家人，免得他们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