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晰地记得一位SARS病人眼中的恐惧和绝望，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性，当被确诊为SARS，需要转到SARS隔离病房时，他的眼神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知道这时候他需要安慰，需要信心，除了家人的鼓励，更需要医生的帮助，在他准备进入隔离病房前，我一直陪在他身边，和他聊天，明确地告诉他我们有信心救活他，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他的眼神渐渐地有了光彩，抵达隔离病房时还和我们挥手致意，但我知道他起码具备了对抗SARS的信心。我那时候也经常问自己，我害怕SARS吗？我想没有人敢说一点也不怕，害怕不代表退缩，因为我害怕的不是SARS本身，也不是死亡，害怕的是一旦你倒下了，怎么为病人服务，怎么照料家人。所以我不能倒下，这不是胆怯，而是责任，为了病人，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

在外地的父母每天都会打个电话过来，问寒问暖，嘱咐我要小心。爱人虽然也在同一个单位，但我已从家中搬出来，我们不是天天能见得到，每天至少会通一个电话。有时，我们会在自家楼下见个面，她交给我一些干净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有时我们还相约在外面吃顿饭。但那时候找个正常营业的餐馆有点困难，因为许多餐馆都关门了。在SARS时期即使正常营业的餐馆，就餐者也是寥寥无几，而且餐馆里都张贴着布告：“今天已消毒”，还标注着日期。同样的布告也张贴在每辆公交车和地铁的车厢内。除了公共卫生，全国人民也都史无前例地注意起个人卫生，大街上的行人都戴着口罩，即使这样，老百姓还是愿意成为宅男、宅女，外出的人少，公共场所人少，乘坐公共交通的人少，尤其乘坐从北京大北窑开往通州的公交车，人就更少了，有时候乘客就我一个人。和现在交通的拥挤不堪相比，那时候的北京真是让人怀念。连往日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也安静得可怕，北京好像一下子少了好几百万人，萧条了很多，这样的北京可不是我们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