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门诊的病人越来越少，医院似已成为“雷区”，我乐享自医大毕业上班以来难得的轻闲，专心忙着新家的装修。母亲告诉我女儿所在幼儿园没有几个小朋友了，我还开玩笑说一个老师带一个孩子多幸福呀，结果没几天老师就委婉地告诉我母亲，因为家里有人在医院工作，孩子最好不要送来了。女儿自此停课在家，欢乐无比。4月21日是女儿四周岁生日，我父亲也从外地来京给外孙女过生日，现在想想我的盲目乐观实在是后怕呀。欢乐一家亲的生日会后，老公也返回日本继续工作。

之后两三天形势急转而下，北京开始每日报告“非典”患病和死亡人数且逐日上涨，隔离区越来越多，医院里开始选择第一批进入“非典”一线的人员。考虑到自己年轻力壮，恰好轮到轻松的岗位，也恰好是党员，而同岗位的男同事又恰好患有哮喘，上一线我绝对是上佳人选。与其去了一线后让家人担心，加之也不放心老妈和幼女独自留守北京，不如首先解决后顾之忧。于是，在4月24日我开车将母亲和女儿送回外地的父母家。事实证明，我的北京牌照小车很受侧目，下车后一顿饭没吃完已经有居委会电话打来告知“北京来人”不要外出走动，自我隔离两周。我怕惹来更多麻烦，立即开车返京。

回京后独自待命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要长，因为有同事“毛遂自荐”抢走了头两批上一线的名额，年轻的金大夫要求跟同为医生的老公一起第一批进入“非典”一线，以免两头牵挂；比我大两岁的李大夫是军属，要求早上一线早点结束隔离回家，免得老公也上一线家中无人照顾。我因而得以暂时“漏网”。彼时北京几成空城，每日在中日医院对面的家和协和医院之间移动，上下班乘坐的807路公交车充满了比医院里还浓烈的呛鼻子的消毒水味道，窗户上贴着“X月X日今日已消毒”，车里通常除了戴着防毒面具样口罩的司乘人员只有我一个乘客。发车间隙似乎也无限延长致使我常常等不到车来，打车说去医院会被拒载，只好上班说去东单，下班说去经贸大学。帮我装修的师傅多已离京，装修只好停工。没有饭局，因为几乎没有几家坚持营业的饭馆；没有娱乐，因为无处可以娱乐；也自觉地不去打扰医护范围外的亲朋好友。好在我居住在中日医院对面的樱花园小区，住户几乎都是中日医院的员工和家属，当时中日医院已成为“非典”定点医院，并承担着重症患者的救治，因而在小区里我不会被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