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嫁给了一个医生，相识14年的同窗经历让我们对职业有着共同的理解。SARS来临，我们各自的医院和科室都面临着要派人上“前线”的问题。当时各科选人的先后原则被我们戏称为“男单（单身男性）”、“女单（单身女性）”、“男双（已婚男性）”、“女双（已婚女性）”、“男孩儿（有子女男性）”、“女孩儿（有子女女性）”。于是，我们小夫妻自然是排在相对靠前的梯队里了。那个时期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SARS期间，生命的价值和爱的价值都被提升了。”我们相约，如果上“前线”就一起去，尽管并不可能被派往相同的地方，但那种同时面临危险的体验会使我们的心紧紧相连。

在科里准备派出第一梯队的时候我就报了名，不能说没有恐惧，但就如前面所说的，那个时候，光荣感和使命感战胜了恐惧。父母知道我报了名，痛快地说：“好！我女儿有勇气！”我知道，他们为我骄傲。也许是因为当时所在专业组只剩下我一个住院医师的缘故，科里并没有派我第一批去。之后的事实证明越是前面派去的同事越是真正的危险和艰难，他们是这场战役中最值得骄傲和被牢记的人。当时很多人也问我“干嘛在这种时候充大头”、“这可不是该表现的机会”等等。我不知道，但是那种兴奋感也的确在两周多平静的日常工作中悄悄冷却了一些。我劝自己：就算去不了一线，其实坚守好自己的岗位也很不容易。

在疫情平稳甚至开始回落的时候，我意外地接到了出发的通知，被派进入本院的SARS病房，预期三至四周。不同的是，经过了之前渐渐冷却的冲动，和亲眼所见那么多真实的生离死别，这一次，真的想到了万一被感染……在面临生死的时刻，责任和恐惧都感受颇深。想做英雄的人，内心也不只有单纯的崇高和冲动。

真正关于SARS疾病的治疗和处理，我已经不大记得，因为自己并不是内科医生出身，而且我们这一批进入SARS病房的时候已是初夏，当时疫情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那时候不同医院的SARS病房条件差异是很大的。我们的病房是用医院的急诊临时改造而成的，想必改造时非常的仓促，到处堆放着拥挤的病床、输液架、推车、各种箱子和一些略显陈旧的必要仪器设备，完全没有平时一个正常病房该有的整洁、明亮。所见最多的是各种颜色的垃圾袋和垃圾桶，将各种有不同消毒隔离要求的医用、生活用品垃圾分别开。没有什么阳光，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那个时候病房里的病人已经不多，每个病人基本都有“单间”或起码“双人间”的条件，尽管如此依旧显得非常简陋。听说在疫情最重的时候这里的病人平车挨着平车可以堆满楼道，可以想象那会是何等杂乱而又热闹的场面。我们的排班是每班两名医生，进去后与外界沟通要通过对讲机，但是大家其实很少讲话或聊天，因为隔着厚厚的口罩每说一句话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病人平稳的时候可以在走廊里的空床位上睡一会儿，然而睡觉并不是件舒服的事，要穿戴得如此厚重，你还必须在大口罩下保持长时间低氧状态，因此睡眠质量显然不高。更记忆深刻的是，第一个晚上就让我领教了原来医院的软病床睡上去是如此的难受，还没睡醒腰已经疼醒。看来我们平时嫌病人对医院的硬件条件太挑剔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换位去体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