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连我的家人也没告诉。因为前面我说过，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活动都受到了限制。我早晨从家里出来之前，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做好了不回来的准备。不敢坐公共汽车，怕受感染，所以只好骑车15公里，从丰台的草桥赶到王府井，背着相机赶到医院。由于我是协和医院摄影协会的负责人，在医院里有一些知名度，所以当我拿着相机进入那些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入的场所并没有受到阻拦，他们可能以为我是受医院有关部门的派遣来这里拍工作照的。我用两层塑料袋装好相机，到急诊“非典”确诊区，经过里三层外三层的更换隔离衣，穿上防护服，再经过值班人员严格的防护检查，我拿上也经过防护的照相机，艰难地进入到病区。只见这个病区不大的空间，坐着、躺着有好几个病人，每个人身边都有垃圾桶，他们不停地干咳，不住地擦鼻涕，垃圾桶外边也散落着许多卫生纸。我小心翼翼地走过来，以防他们的擦鼻涕和带着痰的废纸等污秽物蹭到我的衣服和鞋上。我为了能拍到更好的效果，必须离病人更近一点，再近一点。这就是深入一线，到最前沿的地带工作。事后很久，这次的举动都是我谈论“非典”时期炫耀的内容，我比我们检验科许多同事更近地去过“非典”第一线。

隔壁临时配药室内有两个护士在准备药品，她们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并不时通过对讲机与医生进行着医嘱的确认和咨询。由于戴着防护面具，不仅看不清她们的脸，甚至她们说话也被几层口罩挡着听不清楚，只能问她们是谁，或让她们用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隔离服上。护士要为病人输液，因为戴着几层手套无法识别血管，所以有时她们不得不脱下手套为病人找血管输液。我看到她们这么近距离的与“非典”病人接触，感到她们真的很伟大，她们是挽救“非典”者生命的天使，她们置自己生死于不顾，也要准确地为病人打针、输液，减轻患者的痛苦。我在里面抢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艰难地出来，走出隔离区的大门后，终于感到轻松，也发现了我的一身汗，初夏的北京已经有点儿热了，再穿上这不透气的隔离服，真的很难受。但我为能进入到最前线，直接面对众多病人感到兴奋，也为了能用照片记录这危险的场面感到兴奋，因为别人做不到这些。可是我兴奋之后，更多的是忧虑，我也担心被感染，因为相机不能用消毒水消毒，而我的相机不知道会不会落上病毒被携带出去，由此我更担心我和我的刚刚出院回家的老父亲受到传染。回到家我小心地取出胶卷，把相机放到阳台并开窗通风，这样放置了整整一个星期，然后才敢拿起相机。另一个问题是，我会不会携带病毒，对我们检验科的其他人造成传染，我一直纠结，小心尽量不与他人接触，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利用休假时间去了急诊确诊病区，直到解除了SARS的禁令，撤销了八大处等“非典”病区以后，我才敢向人家说我在五一期间去过“非典”确诊病区。那时打电话是最大的消遣。记得徐二木和吴卫刚到整形医院不久，工作之余，徐二木用手机打电话给我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因为她是用手机从“非典”隔离区打来电话，我也觉得很珍惜，所以大家打电话时一方面是希望多聊，以缓解在隔离区的压抑心情；一方面是需要节约，不敢用手机煲长时间电话粥。但是徐二木的电话经常是一次就能打很久，而且几乎是连续给各个她认识的亲朋故旧打电话，每一个人都要聊上很长时间，那时虽然医院为一线同事配了固定电话可以免费打外线，但是手机消费还是要自己掏腰包，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告诉她可以选择用固定电话打，她说，固定电话少，让给别人打吧。那时她的手机是每分钟6毛钱，她一次打电话就会超过一个小时，而她却说，“不就是二十几块钱吗，没事儿。”这句话一时间在我们科传为佳话。除了打电话就是发短信，那时的短信也是鼓励我们战胜“非典”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