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日，解放军总医院收治了一名患者，这名来自山西的女子症状非常像非典型肺炎的病状，据她讲，她之前曾在广东从事服装生意。而在患病期间，该患者的数位家人也先后受到传染，并相继来到北京求治。

2003年3月14日，来自香港的一名男性在北京发病，并在北京接受治疗。不久，与其同机返回的人员、亲属也相继发病，在其入住医院，50多名医护人员和同期住院的多名病人也都感染上了“非典”。

之后，北京的“非典”病例日渐增多，但是不同于粤港地区因为“非典”而沸沸扬扬的情况，三月的北京显得异常平静，尽管此时北京的医院里已经有日渐增多的“非典”患者，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03年3月27日就将北京列为疫区。当时的北京，人们似乎更关心国际大事，电视直播铺天盖地的把伊拉克战争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在对萨达姆是死是活的猜测中，对那场遥远的战争热情空前的人们以为流行于南方的疫情离自己也很遥远。

尽管SARS已经对广东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行、死亡，而且广东省卫生厅也及时地向社会通告了SARS的严重性，这些危险的征兆却没有引起北京市政府、医院及民众的足够重视。

事实上，2003年2月12日，北京市就开始在11家三级医院设立“非典型肺炎”监测哨点，2003年3月初，又在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建立了监测哨点，进行疫情监测并制定定时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监测情况。但显然，从北京市后期疫情爆发的事实来看，这些监测哨点并没有发挥作用。

不仅如此，北京政府在处理“非典”疫情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失误。

从2003年3月北京开始出现输入性病例后，SARS开始在北京传播。这一时期，如果北京市政府能够采取有效隔离措施，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向社会和公众公布疫情防治知识，要求医院和民众开始自我防护，也能够有效地化解危机。然而，这一时期SARS在北京的传播及病人的死亡情况，北京市政府并没有向媒体公布，媒体也没有主动调查和报道。

2003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它的第一个全球SARS警告，但国内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消息。

至2003年3月22日，北京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但是相关信息依然没有向广大民众公布，整个北京的大街小巷依然处在一种不知所以然的状态。

与此同时，网上却出现了北京流行SARS的帖子。

2003年3月23日至4月19日，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北京进入防“非典”第一阶段。

鉴于北京对于SARS的防治不力，2003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到北京展开调查，并于24日，专门拜访了卫生部，随后开始了长选一个星期的会议。

就在2003年3月26日北京卫生局表示北京的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了有效控制后的第一天，也就是在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被定为疫区。2003年3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称“在这一周里非常明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对抗疾病网络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