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尸队第二天来得比较晚，大约是下午四五点的样子。他们刚开过门，要等半个小时再开，可是那辆车不可能再等，再等他们就要下班了——塞拉利昂人下班非常准时，到点就下班。结果这天尸体没被收走，又停放了一天。

这下，医疗队上下都急了，尤其是李进队长一直沉着脸，可想而知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晚上，队里开会专门讨论这件事，决定一方面让孙捷教导员带着翻译王姝去卫生部沟通，协调这件事；另一方面让我们紧盯运送车辆，一定要它开进院子里。

按道理说，我们打电话，收尸队的人员就应该马上赶来。我一直不间断地与收尸队的队长联系，虽然每次对方都说马上就来，可还是一上午都没有来。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通过门口的摄像头看见一辆车开过来了。我们站着的那个地方距离医院大门至少有500米，发现那个收尸的车又被挡着进不来。收尸队的人员与门口守卫交流了一阵，车好像要掉头开走。

李进队长急了，就站在楼上大喊，说无论如何也得让车开进来，但是对方听不到。我当时站在李进队长旁边，就主动上前说：“队长，让我去吧!”这时，停尸间已经有3具尸体了。当时气温一直30多摄 氏度，尸体在膨胀，已经成为巨大的传染源，里面的细菌会发酵。

我跑出去拦住收尸队队长迪恩，用英语跟他交流，迪恩摇着头说： “你们没有死亡患者清单，也没有填死亡信息，什么都没有，所以不能收。”然后迪恩队长掉头准备走，这时我挡住了他的去路，相当诚恳地对他说：“我们刚来这儿，不了解收尸的流程是可以理解的。但3具尸体已经在这里停放了3天，现在又是这么高的温度，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他摆摆手说：“那也没办法，我们得按规矩办，你们只要有清单我们就收。”我盯着迪恩的眼睛说：“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无偿地帮助你们国家救治病人，请你也帮助一下我们。”

也许是这句话打动了迪恩，他说 ：“好吧，我在门口等你，我决定收了，你赶紧进去办手续。”

于是我满头大汗找到塞方的卡努院长，去办理这些手续。起初我们确实不太了解他们的医疗制度。我问卡努院长是否有清单和死亡证明，他说只有两张死亡证明。其中一个人进院时已经死亡，无法查清他的名字。我办完手续，盖上中塞友好医院的章，再把所有手续交给迪恩队长。但那个不知姓名的人就没办法了，迪恩队长坚持说没有名字就没办法收。

我出面交涉前，李进队长就对我说，塞拉利昂是小费制国家，要准备点儿小费，以备不时之需，可能会解决问题。

我把小费给了迪恩队长。后来他和卡努院长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下面的人就把尸体全都抬走了。问题终于解决了，大家都松了口气。这之后，收尸的事情变得顺畅了许多。

尸体没有收走的那3天，李进队长的脾气特别大，这个事压得他难受，有时会对人发火。当队员们从监控里看到收尸队把第三具尸体收走后，李进队长指着屏幕说，可算收走了，笑容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当时我就调侃说：“队长，这段时间还是头一次看到你笑。”虽然李进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但在那个环境中，我们之间的感情拉得非常近。从这一点可见，这件事对我们医疗队造成了多么大的压力啊。当时李进队长微笑地回应道：“哎呀，今天晚上可以好好吃饭睡觉了。”

首批援塞医疗队防控组队员秦玉玲，在事后讲述了自己在一线的感受，她讲述说：那时候就是在生死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