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塞拉利昂不久就吃了第一次抗疟疾药。2014年12月下旬，那段时间比较忙，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要改成留观诊疗中心，急需制订标准操作指南，这个任务交给我负责，我再召集大家一起来弄，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有几天基本上没怎么睡觉，非常疲惫。第二次就没有按时吃抗疟疾药，因为怕吃了药会不舒服、恶心、头晕，影响工作。

在那里被蚊子叮咬是免不了的事，房间里、阳台上、宿舍到医院往返的路上都有可能，有的时候你就是挂蚊帐睡觉，蚊帐里面也会有蚊子，而且蚊子很小，也不太注意，咬了也不疼。

2014年12 月 30 号那一天，觉得身体有点儿不舒服，浑身乏力。当天晚上还熬了夜，之前的28、29号基本没怎么睡觉。30号那一天，也是到了三四点钟才睡；31号当天，我们就把英文的标准操作指南通过大使馆交给了塞拉利昂卫生部，他们当天审核，一次性通过了。通过之后，31号我们还搞了一个迎新年文艺晚会，我和我们班的队员表演完“时装秀”后，原本我要继续观看其他节目的，但实在太难受，坚持不住，我就回去睡觉了。31号晚上一测体温，39.5℃，当时感觉就是头疼睡不着觉。

文艺晚会进行了一大半时，陈队长发现我不在，就过来看我了。那时我已经发烧了，心里比较紧张，因为当时我进入病房的次数是最多的。但是即使进病房这么多次，我们医疗操作都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这一点自己的心里面还是有数的，该做的防护，每次都是一丝不苟地做了。虽然和塞方的工作人员可能有一些接触，但我感觉自己没有感染埃博拉。但是我还是跟队长说，要求把我隔离到中塞友好医院的第四病区，那是留给中国队员自己的病区。

当晚医疗队就开了会，确实比较紧张，万一我得了埃博拉怎么办？病情加重怎么办？救不活怎么办？但他们舍不得、不忍心把我送进第四病区。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当天晚上，我就把抗疟疾药吃上了，然后第二天，也就是2015年的1月1号，就在驻地的房间里给我抽了血，一般发烧是不会抽血的。实际上，当时抽血也是冒着危险做的，是黄顺和刘冰给我抽的血。抽完血金波组长和刘立明就在驻地找了一个地方化验，我们有自己备用的试剂盒，可以做疟疾、伤寒、登革热、霍乱、艾滋病的筛查，操作上比较简易，出结果快，当时是刘立明做的。

按说驻地宾馆是不允许发烧病人留住的，说实话，为了我的健康痊愈，我给队里面的领导，包括陈队长、何政委，还有其他队员，包括金波、黄顺、于晓莉……还有跟我一起进病房的护士，增加了很多工作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也已经烧得昏昏沉沉的，但我唯一坚信的是，我不可能染上埃博拉，因为除了发烧之外，其他的症状很少，就是没有劲儿，肌肉酸痛，坐都坐不住，一点儿食欲也没有，我平常的饭量很大，但那两天吃不下饭。其他倒也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不能再传给其他人，所以基本上谢绝队员们的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