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灾第二严重区域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官方的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1958年，郭增建等人去固原进行地震考察时，还能看见不少的地震遗迹：厚厚的砖筑城墙还在，南城门上刻着“镇秦门”几个大字，可惜现如今城墙已经被拆除，该县董福祥神道碑及碑亭横截为二，上段与下段裂而不坍，其中下段扭转了方向。

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静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过万人。

1920年12月16日的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十七日余震终夜不休，倒八时陡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牲畜冻毙者不计其数。地吼如雷，声势极其危险。十八日风止，天地晦暗，地先吼后动者五次，均轻。十九日大动八次，地体日夜微摇不息。二十日大动十一次，小动十二次……”在1922年4月24日《新陇》卷1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和震后的天气情况。其中，海原、固原等县下的一场大雪，冻死了无家可归的很多人。

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也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灾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

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记略》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孚，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也有新生的萌动。郭增建说，1958年去考察时，听见有人说母亲在麦草堆里生下了他。

在公权力的触角尚未能抵达震区之时，灾民们依靠私力救济共渡难关。郭增建1958年赴海原等县时，也听老乡们提起，大地震刚发生时，大家不分你我，谁家有现成的饮食都拿出来一起分享，过了几天之后，心理上就产生变化，各自考虑各自的未来，不再能随便去别人住处吃喝了。在大灾面前，一开始有公心，后来私心居上。

当姗姗来迟的政府救济终将抵达时，饱受冻饿的灾民常常也会不顾生命去索取。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梁曾回忆，由平凉运来的两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乞，护押锅饼的士兵也叱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就是宁可被杀，也不愿意给车放行。

海原县西安乡农民张学军家如今把一张经历了那次大地震的炕桌供奉在祠堂。地震时，张学军的曾祖父正抱着张学军年幼的祖父坐在炕上，情急之下，他的曾祖父把他的祖父塞到炕上的小桌下。结果，他的曾祖父遇难，他的祖父却幸存下来，后来繁衍30多口子孙。从此，这个小桌便成为他家的“圣物”一般，被供在高处，年年举行纪念活动。供奉这个小炕桌不仅仅是在见证那次大地震，更多的是怀念那份感天动地的父爱。

如今，走在海原县关桥乡何堡村六队，一条过去的河道依稀可辨，河道两边的高崖上，被人们依崖挖出很多窑洞。经过90年风雨的剥蚀，窑洞只剩下了大致轮廓。窑前荒草丛生，垃圾遍布。很难想象，这里曾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栖身之所。这些窑洞已被废弃多年。据村民说，自从地震之后，村里的人都不敢住窑洞了，几乎家家都盖起了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