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地震初发之时，由于电报受阻、交通断绝，同外界难以取得及时的联系。重灾区的地方官员即使想竭力救灾，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及时有效的遏制灾情。灾区的真实情形如史料记载，“固海地震以后，灾民流离失所者沿途弃逃，亡不得葬，生不得食，加以匪人成群，时有煽惑”。灾民长期苟活于世，无食无衣、无依无靠，极易被煽惑而引发动乱。针对灾民缺衣少食的情况，地方官员只能向邻近受灾较轻的县寻求帮助。以固原县为例，在震后一片狼藉，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得到了邻县平凉陆统的救助。平凉陆统安排人给固原县送来两车锅饼，装有锅饼的车刚行驶到固原城外，还没来得及交割，就遭到“饥民蜂拥半道拦乞”，护送物资的兵丁举械呵斥，饥民却无动于衷，为得一口粮食“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饥饿引发的狂躁情绪，使得灾民将食物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地震后初期，灾民对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存有盼望，还愿意听从地方官员的指挥，安心等待各方的救援，并盼望着能通过社会各界的救助使他们度过危机。然而，已经遭受过天灾猛烈打击的灾民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渺茫的希望，选择通过暴力的方式摆脱饥饿。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灾情的严重性，同时也预示着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在萌芽中。海原大地震之后“满市飞灰，即身带货币，亦无地购物，乡城同起恐惶，于是饥民乘机夺食，土匪亦因之四起”。同样，“迩来山谷僻远之处，或牛马放野而无人收，平昔殷繁之区，或为盗匪掘履而无所忌。惨象之中，乱机潜伏”。

在中国农民的观念里，他们的生存是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农民从心底里明白，如果能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安稳的生活下去，他们就满足了。然而天灾就是要跟人的愿望相悖，无情的天灾加深了人祸的危害度，不仅致使那些不愿背井离乡的普通农民成为灾民，更逼迫他们远离家乡而成为流民，甚而成为土匪。可以说，灾荒是导致土匪横生等社会罪恶现象的诱因之一。

甘肃省远离中原的地理特征以及民国时期该地动荡的政局，本生就容易滋生各种社会问题。海原大地震给陇东地区造成巨大破坏，更加重了该省人民生活的困苦。当劳动力缺乏、粮食匮乏、人民生存无望的时候，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就被催生出来了。同时，陇东和陇南地区山地丘陵居多，山大沟深，地形复杂，与外界交通困难，成为滋生土匪的有力条件。地方行政机构由于战乱等一系列原因，常常无作为，当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时，地方政府很少秉公处理，这就更加纵容了各路土匪的横行。

海原大地震受灾最重的甘肃南部及东部各县，在震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同程度的遭受到土匪的侵扰。震后，饥民不堪忍受痛苦的生活，有的成群结伙占山为王；有的拉帮结派成立帮会，与政府分庭抗礼；有的乘机组建或加入各种名号的杂牌军，抢掠百姓，挑起战乱。整个灾区长期纷扰不休，兵、匪不分，呈现出一派混乱局面。据资料记载，至1931年，重灾区各县几乎都有各种名目的土匪或帮派。其中，西吉县有王富德，平凉县有惠彦卿，庆阳县有赵文华、陈硅璋，洮岷有鲁大昌、景瓶娃，漳县有张忠，徽县有王佑邦，康县有张俊曜，文县有白云，礼县有史鼎新，陇山有王长胜，另外，徽、成、康各县还有“红枪会”、“扇子会”等。这些土匪头及其团伙，长期盘踞在贫穷的地方，欺凌软弱无抵抗力的人民。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剿匪不力，更加纵容了土匪的恶行。土匪们盘踞在深山老林中，隐藏身份，伺机而动，令居住在附近村落的居民苦不堪言。在当时的通渭县，“民国16年2月2日凌晨，窜匪9人，骑马持枪，闯入襄南镇董盘桂家，将董捆绑吊打，逼去全部银钱之后，又冲进马家店孙泽家中行抢。并打死赶集乡民2人，伤4人”。1928年10月12日，“不明来历之土匪一伙，攻陷静宁县城，大肆抢掠而去”。受震灾危害更为严重的海原县在1925年，“外匪内乱不断，地方治安混乱；是年，全县发生牛瘟，十栏九空”。1928年，“自春至秋，滴雨不见，全县旱匪交迫，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当时的固原县，1929年夏，土匪蜂起，海原吴发荣、临夏王占林等大股土匪先后进入县内，烧杀抢劫、鸡犬不宁。1930年4月，土匪王占林围攻固原县城，民团固守未果，匪众抢掠四乡，杀人近千。在当地人的眼里，土匪冷血残忍、杀人如麻。曾有当地人回忆说，“甘匪”穷凶极恶，除了抢劫东西以外，还会伤及无辜的性命。可见，天灾的长期威胁，容易使人失去理智，进而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