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的匪患逐渐才引起了当时中央政府的重视，但是民国中央与地方的对立使得中央政令难以得到贯彻。在各种政治角逐中，匪患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1925年1月15日，段祺瑞政府特别任命孙岳为豫、陕、甘三省的剿匪总司令。然而随后甘肃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陆军部，反对孙岳、憨玉琨任豫、陕、甘剿匪总、副司令，并且要求将甘肃省划出该总司令剿匪范围。并指出“今者，督军虽易名为督办，而军事繁要之官，如边防督办，如宣抚使、如剿匪司令，迭 见命令，拔毛连茹，多者拥据数省区，小者控制数万人，此其流弊所及，岂其复有异于前？多日谋戢兵，其效殊寡，今易其名，而存其实，谓可长治，犹愿我执政，毅然决然，废此厉阶，使我国家前途，日入于宁静安逸”。可见当时各种名义的地方军阀多如牛毛，各行其是，根本无视当地人民的苦难。尽管1927年11月，刘郁芬公布“甘肃各省清乡剿匪办法”、“各县保卫团条理”，成立清乡总局。但是就和刚才所说的一样，1931年左右，匪患的严重程度依然达到高峰，加剧了西北地区社会的动乱。

天灾过后，一方面，灾区人民生活困难，百废待兴：另一方面，灾荒导致的社会混乱又为各种违法活动的滋生提供了条件。海原大地震之后，灾区不仅治安混乱、土匪猖獗，而且还表现为赌博盛行、烟毒泛滥。当时“甘肃所属各县，有贫无聊赖者，游手好闲，以赌为生，见富商、纨绔子弟，诱其人使入圈套，遇骤马大会则与军队勾通，强之使赌百万……又有露天赌者，随摊攒立，无容足处，此辈赌输则抢掠纵横……” 。隆德县“城乡游手好闲者及诸会道门头领，多以掷骰子为赌。官绅富商或地方军警人等，常以叉麻将、抽经牌形式进行巨额赌博，节假日尤甚”。赌博活动不仅是一种娱乐游戏，其中牵扯到参与赌博的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由金钱而引发冲突，由个人冲突而扩展到群体冲突，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乱程度。另外，甘肃省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烟毒就已经泛滥成灾，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人民吸食鸦片、贩运鸦片、种植鸦片，导致劳动力减少，粮田缩减，整个甘肃省笼罩在一片萧条、低迷的景象之中。当时的隆德县“吸毒普遍，以官场及富豪之家为多，民间亦多有。民国20年至24年，全县计种鸦片10000亩，吸食者6000余人，屡禁不绝”。此外，海原大地震过后，由于“生存者迅速地收养了这些孩子（孤儿）”，所以灾区没有出现严重的孤儿问题。但是人口的大量死亡，加剧了男女比例的失调，“甘肃的男人占人口绝大多数，因而使得女人身价百倍”，致使“女婴同男婴一样被人们所喜欢收养”。因此，在震后的局部地区滋生了买卖妇女的行业，许多“‘人贩子’勾结黑社会组织，采用哄骗利诱等手段，将乡村少女或年轻妇女骗至异地出卖，从中牟取暴利”。

所以，比地震灾害本身更为可怕的是灾民长期的挨饿受冻、流离失所，甚至要面对由大地震引发的各种社会乱象。海原大地震过后，由地震所造成的灾情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不断蔓延加深，进而衍生出了一系列如土匪猖獗、赌博盛行、烟毒泛滥和人口买卖等社会问题，严重扰乱了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这进一步说明灾荒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每次灾荒的发生总会与人祸相伴。天灾加剧人祸的严重程度，人祸加剧天灾造成的破坏，二者相互作用，灾区人民只能成为无辜而悲惨的受害者。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发生在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