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雅在游记中记载，有一日，他投宿在宁夏中卫营盘水的一家农户中时，看到其家中的陈设极其简单。院中有一堆杂草，屋里有两口沙缸，缸中只有几卷发菜，没有余粮的痕迹；全家人晚上都睡在屋中央的缺角土炕上，身上盖的只有两条破麻袋和三张小黄羊皮，再也没有其他的物件了。宁夏中卫相较与海原、固原等县，地势平坦，位于引黄灌区，灌溉便利，人民生活条件整体高于西北绝大部分地区。然其普通农户的生活条件在陈记者看来己经相当艰难，其他地区当更为艰难。据《固原县志》记载，县内居民“贫者居土窑，箍窑（依崖穴为土窑，土基砌成洞样为箍窑）或有居茅庵草舍或滚木房页搭橡者，椽小而细，故为此式，取其构造简单便利。或家徒四壁，人畜统居一处。毡袄羊皮掩其身体，间有衣粗布者。棉衣则夏改单衣，单衣至冬又改成棉袄”。静宁县“农民生活简无可简，与大都市相较，可差一二世纪。终年服羊毛所制毡袄裤，无论冬夏，仅一袭衣。住室多为土墙，上覆以瓦，形极简陋”。人民缺衣致使无法挡寒御热，缺粮致使难以在天灾袭来之时糊口保命，住所简陋易因天灾倒塌压毙人命。如此种种，反映了在经济条件落后、生活水平低下的地区居民更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伤害。

经济条件落后的地区，医疗卫生条件也往往极其简陋，人民的教育水平也很低，容易被封建迷信蛊惑。海原大地震后房屋倒塌，衣被食物都被掩埋，时为冬天，灾民无衣御寒，无处避难，饥寒交迫的窘境使得灾区人民难免疾病感染。但是因为没有医生进行救治并对疾病及时加以控制，导致疾病演化成具有传染性的疫病。有的疾病感染者甚至被冻死于室外，尸体无力掩埋使得疫病更加横行。迷信思想和缺医少药也使得灾后疫情迅速恶化。“那时候人迷信，每以死亡牲口抛弃沟中，不若是以为将来家中必不祥”。沟水是人民平时的饮用水，把死亡的牲畜扔在沟中，将来天气热时，发生瘟疫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当时缺医少药，特别在农村，根本就没有医疗条件，也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向灾民宣传疫病预防和控制的知识，间接地使得海原大地震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多。

因此，一场地震对受震灾地区的危害度与当地人民的抗灾能力是息息相关的。若要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就要想法设防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在遭受到自然灾害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有能力同灾害进行抗争。

在封建社会，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支配权髙度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因此每遭遇灾荒，主要依靠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来主导、组织和协调各种救灾事宜。民国前期，南北对立、政局动荡，北京中央政府显然无法有效实施对全国的管理。甘肃省虽然归属北京政府，但是割据倾向也在潜滋暗长。尤其海原大地震发生之时，正值军阀混战的时期，地方军阀之间争权夺地，社会人心惶惶。在动乱的社会背景下，北京中央政府和甘肃省政府根本无暇顾及人民的生死，救灾措施迟迟无法落实，从而导致海原大地震留下了长期难以解决的祸患。

人类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主要来自于社会的组织能力以及社会内部各阶层联合应对的能力。—般而言，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社会，可以将灾害的程度降低到最小。然而，民国九年（1920)海原地震发生之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乱的状态。从政治上看，“直皖战争”之后，段祺瑞被迫下台，直、奉二系军阀共同执掌北京政府，双方各自依靠英美和日本，继续争权夺利的活动，矛盾日益尖锐;当时甘肃省在“直皖战争”之后，随着中央权力分配的改变，省内正处于“甘人治甘”的自治运动的紧要关头。时任宁夏护军使的马福祥与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等五大镇守使联合起来，要求脱离甘肃省督军张广建的指挥。北京政府为缓和矛盾，派蔡成勋替换张广建任甘肃督军兼省长，力图阻止马福祥等人的自治企图。这种争权夺利的内斗分散了中央政府和甘肃地方政府对赈济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