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地处贯通西北与内地两大地区的交通要枢，为西北政治军事重镇。北洋军阀内部以及南北军阀间一旦交战，势必将甘肃卷入战火之中。因此，在辛亥革命的最初几年，甘肃省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裹挟进各种军阀混战中。后来在北伐战争中，西北地区又发生了1926年的“西安围城之役”以及1928年的“马仲英事变”。在1928年到1930年的西北大旱荒中，随着蒋、冯、阎、李等军事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西北地区又处于军阀混战之中。1930年，在军阀战争中，甘肃的礼县、天水、武山三城之役完全将甘肃陷于战火之中。这些战争或发生于西北，或波及西北。然而军阀混战的主要目的是抢夺地盘，极少考虑到战争波及区广大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每次军阀混战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除了人员伤亡，这种掠夺性的战争还造成整个战争波及区域内社会经济的衰败，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对农业活动的打击。如在1934年“四马拒孙”的战争中，宁夏地区损失惨重，“夏、朔、平、磴四县，被灾七万五千余户”，“牲畜、农具、米粮、财物、房屋等项之损失，计达千万元以上”，“无种子，牛具，耽误春耕之地，计九十七万余亩”。这对于本来己经因干旱而极度缺粮的西北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致“所损地方元气，非三五年不能恢复”。

当时民国北京政府中，各系军阀为争夺统治权，根本无暇顾及人民的生死，导致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尽失。海原大地震发生以后，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发布了“大总统令”，要求赈务处会同甘肃省的长官妥善安排抚恤灾民的事宜。但是赈务处并未及时执行大总统的命令，而是以救济北方五省旱灾为理由，极力推卸责任，并且认为救助海原大地震的受灾地区不在赈务处的赈济范围之内。结果赈务处完全将责任推脱给了财政部们和外国的慈善团体，因而只是代灾民向财政部催促赈款、并请求国际赈灾会施以援手，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最终中央政府向灾区的赈济款除大总统以个人名义捐了一万元外，再也没有了音信。时人曾不无愤慨地感叹甘肃省地域辽阔，历来同其他地方一样承担国家的赋税，为国家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如今遭受了亘古以来少有的浩劫，却得不到中央政府的体恤和救济，因而一致认为政府的这种做法“即拂舆情，亦非人道”。他们还认为，甘肃之所以因这次大地震而受灾严重，还由于地处偏僻、邮电事业和交通设施极不便利，很少有外地游客和商人进入甘肃，所以导致中央政府迟迟接收不到灾情，即使获悉灾情，也以偏远贫困而对此漠不关心，遂使甘肃省“莽莽七十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嗤嗤九百万人民，于共和国之内，为孤孽饮痛而无泪可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各个救灾团体实际上并未奢望政府主动拨款，而是通过截留税款和号召各地民众发起慈善募捐等形式向灾区施以援手。此外，当时确实正值北方五省旱灾严重之时，全国的关注点大都集中在了对北方五省大旱的救济事宜上，无暇对海原大地震的重灾区实行较大力度的救济措施。因此，各方军阀的混战使得北京中央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权力涣散，各部门也在派系争斗中各依门户，无法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天灾。各路军阀一心只想争夺和占有地盘，划分势力范围，基本没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放在眼里，像组织救济这类事务，显然无暇顾及。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发生在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