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16日20时06分，甘肃省固原县和海原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和海原县，发生里氏8.5级特大地震，震中烈度12度，地震造成28.82万人死亡，约30万人受伤，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本期带您回顾发生在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我是百宁。今天，继续和您聊聊发生在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

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地震背后的价值依然值得我们挖掘，依然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对于大地震的研究也一直在继续。比如在去年，宁夏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张银银所做的硕士毕业论文，关注的就是《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看由“灾”到“荒”的嬗变》，其中不少思考也值得我们选取回顾。

直至地震发生一个月后，媒体通过刊载灾区士绅和地方官员的电函，才得以让人们对重灾区的受灾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1921年1月11日，《盛京时报》刊登了甘肃省督军张广建及其他政府官员向北京政府及社会各界发布的乞求赈灾的电函；1921年3月6日，《中国民报》刊登了宁县知事王兴炯报告灾情的原函；另有《顺天时报》报道了来自震中海原县的旅京学生冯翰英的家书等。这些报道不仅将灾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告知全社会，更号召社会各级慷慨解囊，为灾民募捐。如在1921年4月，《中国民报》载“甘肃地震灾情区域一万五千英方里，死者不下二十万，其生者急需衣食之接济，以粮食均被埋在瓦砾之中”。让社会各界清楚地了解到甘肃重灾区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生死的边缘，急需广大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来自官方的正式灾情通报比新闻媒体晚了很多。在地震发生了一个多月之后，身为甘肃省督军的张广建向中央政府声泪俱下、满含深情地报告了灾情，并且乞求赈济。当时有记者批评官方的懈怠，“以如此奇灾，在科学发达之国调査救济，国人早寝食不宁矣。而吾国时过月余，仅有一纸官样文电，向库如悬罄之政府乞账焉”。北京中央政府在收到甘肃省政府的报告后，随即在1月13日发布“大总统令”，正面回应了甘肃的乞赈要求。“大总统令”中详细分配了各个部门应该负责的赈灾事宜，并催促有关责任官员尽快对灾区实施救助。尤其要求财政部向灾区拨一笔专款用以赈灾，并由内务部赈务处同甘肃省和陕西省省长及被灾各县长官开会商议，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受灾情况妥善的进行抚恤工作。同时考虑到两省的面积广，恐怕一些偏僻的地方难以被考虑到，所以要求各地的长官就近筹集款项，并发动地方士绅和民间团体的力量，进行有效的赈济。北京中央政府还提出数种善后办法：第一、甘肃生各县的长官应该将本县的受灾情况进行详细调査，以便做好抚恤的准备；第二、各受灾地区在交通上受到的损坏以及重要建筑物的破损，都要由各县县长安排人进行及时修补；第三、用以赈灾的款项，除了中央拨给外，不够的应该由地方各界积极筹措；第四、因房屋坍塌而无处居住的灾民，应该由地方政府或社会救灾团体设法组织“养流所”妥善安置；第五、要积极维护地方秩序，对于匪患严重的地区，要增加瞥力，严加防范。

北京中央政府所列书面措施看似详备完善，实际却并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后因救灾款项迟迟未发放到位，所谓的建筑修补、“栖留所”的设立等措施均未落到实处。赈灾工作只能依靠社会团体和甘肃省赈济委员会等组织或机构向全社会募捐赈济款项。当时的报纸曾发文谴责中央政府的此种行径，“今日之官厅，每于大灾起后，或开一会议，乞助于地方团体，或发一急电，求援于慈善团体，此外，则绝鲜于表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只作官样文章而不实际作为的卑劣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