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954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日本自卫队的地位和角色，长期以来备受争议。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日本自卫队开始走出国门，参与联合国维和、打击海盗和参加联合军事演习。“9·11之后，自卫队更进一步，积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展开军事行动。由于历史原因，对日本自卫队积极谋求发挥军事安全作用，让其他国家心存警惕。时任官房副长官的仙谷由人，在2010年11月担任营直人内阁官房长官时所谓“自卫队是暴力机构”的发言，流露出日本国民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或心态，再次引起国际舆论哗然。

当然，在和平时期，灾害救援是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组织纪律性强、机动能力大的自卫队，成为灾害救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时，由于自卫队出动迟缓、救援不力，首相村山富市备受指责。日本政府吸取阪神地震以及其他灾害的经验和教训，简化了各县知事要求派遣军队的手续，建立了日常待机而动的快速反应部队，实现了一定震级以上地震发生时，可以自主调动自卫队的可能。即根据《自卫队法》第83条第2款，即使没有知事的要求，也可以自主决定派遣军队。

面对本次“3·11”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三重复合危机，首相菅直人一口气动员了10万自卫队，出动速度还算比较快，动员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011年3月20日，营救总人数为26760人，其中约73%是自卫队救助的。同样，自卫队不仅直接参与人员救护、物资运输、道路修复，甚至还参与了遇难者遗体的搬运和处理工作，还有一部分则直接参与了危险的核泄漏处理工作，应该说在抗震救灾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从东京赶赴仙台救灾的一位自卫队干部，吃饭时在与当地队员谈笑中才说，“实际上，现在我家人就在避难所”。同样，在仙台陆上自卫队驻地，因保育院等地受灾，只好为自卫队家属开设了临时性的寄托所。2011年3月19日午后，一位身着迷彩服的女自卫官托付了两个孩子之后，就匆匆去执行任务。地震当天1日晚上，寄托的孩子有20多个。据“统一任务部队”指挥官君塚荣治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东北6县自卫队官兵的约2万名亲属仍末确认是否平安，“我们自卫官也是灾民。”

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如何解决救灾部队的轮换休息。本次动员部队规模超过10万人，加上后方进行物资补给的兵营工作人员，参与人数多达18万人，从日本约24万人规模的自卫队来看，可谓近乎“全军”总动员。救灾半月，自卫队队员大都身心疲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折木良一在2011年3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战士们的疲劳已经接近极限。”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在防卫省的会议上也指出：灾害救援“预计将长期进行下去，因此应该研究一下包括部队轮换在内的今后长期的部队工作计划。” 2011年4月15日，就有一名从地震当天就被派到岩手县远野市参与救援的陆上自卫队士兵，因脑出血死亡。这是在救援现场死亡的第二个人。

其次，是如何有效发挥部队救援能力的问题。一位在现场救援的陆上自卫队军官表示：“因为是有多少人派多少，结果造成不少现场没有装备，不适合展开救援活动。我非常懊悔，作为专业救援人员派去的部队，很多时候只能和志愿者干一样的活。”

另外，被派往核电站第一线的自卫队防化部队，面对核泄漏却显得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平常训练的任务只是如何防止核武器袭击，如何探测敌人使用的武器，发出警报，或者是清除放射污染，分配化学武器的解毒剂等，而根本没有原子炉的知识，防护服也不能充分防止外部辐射，而且也完全不具备注水的能力。面对“无形的敌人”，他们不得不躲在车内，或者乘坐大型直升机CH47从空中往下洒水，效果只能是“隔靴搔痒”、“杯水车薪”。相比东京消防厅的急救队员和东京电力的现场工作人员，自卫队防化部队留给人们的是“胆小鬼”的形象。

“3·11”大地震的空前灾难，一时扭转了日本政局的风向，菅直人政府本想借此“天赐之机”，放手一搏，以重新赢得民心，进而巩固政权基础。但是，缺乏执政经验和领导能力，囿于政治主导的菅直人政府，因救灾不力，特别是在应对核泄漏事故上措施未见及时妥当，受到国民的严厉批评。据《每日新闻》4月16-17日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在灾害处理上，营直人没有发挥领导作用；对于政府的灾区支援方面，给予评价的为50%，不予评价的达46%；而对政府应对核泄漏方面，完全不予评价的为23%，不太给予评价的为45%，二者合计负面评价高达68%。有58%的受访者，不相信政府发布的有关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信息，表明国民对核电站事故的不安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黑色311，日本阪神大地震，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