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点四：增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规定
　　【修正案原文】
　　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解读】
　　周汉华表示，增加的这一条款是针对谣言的。一个情节是“编造”和“传播”，而原来刑法主要打击的编造，必须是信息的源头。此外，这次还增加了“明知”的情节，知道是假消息还故意传播且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也被列入这一罪。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研究室副主任张化冰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除了对出售、窃取等非法获得个人信息的行为明确了刑事责任，修正案还对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明确了惩罚力度。而这些条款与前不久征求意见的《网络安全法(草案)》呼应，标志着中国对网络个体安全、国家安全愈来愈重视，各项专门法、基本法的调整完善正日益形成科学、有效的网络安全法治体系。
　　亮点五：进一步解决举证难问题
　　【修正案原文】
　　在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解读】
　　中新网记者查阅发现，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为：“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周汉华表示，这次修正案增加的第三款是一个程序法上的规定。实践中，确实存在受害人及其他行政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取证难的问题。在普通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法院不能调取证据。只有在刑事案件当中，按照宪法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为了侦查犯罪的需要，才能对信息通讯采取措施。而实践中，个人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也没有强制获取信息的权利。
　　“由于侮辱和诽谤属于自诉案件，如果自诉，没有公诉机关介入，那么证据就很难取证。”周汉华据此分析，这一条款就是在弥补实践中当事人和其他行政执法机关取证难的问题。这个时候，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被害人。
　　针对此次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周汉华认为很有针对性，是对实践中突出问题的回应。他同时指出，网络犯罪属于新型犯罪，很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逐步找到有效解决信息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更加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
　　周汉华指出，互联网信息安全不能只靠刑法，还要健全民法、行政法等配套法律的建设力度。比如，要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无论是刑法修正案(七)还是(九)，只是规定了事后责任，并没有完整地规定相关主体的法律义务。
　　“刑法是最后的威慑”，周汉华说，刑法修正案(九)是重要的，但要意识到，在刑法之前，应该还有更加健全的配套制度，从而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不能“单兵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