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是拐孩高发地

杜先生结合多年观察表示，在城市中心，父母亲的防范意识高，罪犯不容易下手；在校门口伺机作案的情况的确存在，但数量不多；而农村是熟人社会，能把孩子抱出村子的可能性很低。在各地拐卖事件中，孩子被拐发生最多的地带是城中村、城乡结合部。

上述公安部知情官员表示，总的来讲，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是拐卖犯罪下手的高风险对象；在城市中心发生拐孩子事件的也有，只是比例较低。

杜先生解释，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多、三教九流多。这些地方居住的多为打工人员子弟，父母常忙于生计、没时间好好照顾孩子，“孩子处于半放养状态，很容易脱离父母视线，被罪犯钻空子”，杜先生说。

据“宝贝回家”统计，从2007年至2013年5月，该网站从全国收到的寻子登记中，90%是因为监管缺失导致孩子被拐走，一半被拐家庭属于农民工家庭。

近半被解救儿童难以认亲

李春雷对近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案例进行统计整理发现，团伙作案的案例高达70个。在团伙作案中，一般是由接近幼童源的“上家”找到中间介绍人，再通过介绍人联系好“下家”─即准备收取婴儿的夫妇，各种身份的犯罪分子则在不同阶段收费牟利。 李春雷认为，当前的拐卖孩童行为，已经从传统的“单兵作战”，发展为上下线和中间人彼此勾兑、媒合的一条龙团伙组织行为，形成了较成熟的利益链和操作模式。

此外，由于近亲甚至亲生父母受利益驱动出卖儿童的行为颇为高发、在133起案例中占到近半数，再加上DNA数据库建设落后、比对困难，和大量犯罪人拒绝交待情况、只称自己是“捡童卖出、不知其家人”等因素，导致被拐孩童被解救后，仍有大量孩子“有亲难认”。被解救的儿童中，常有将近一半仍无法被亲生父母领回。

根据李春雷等人的研究，被拐儿童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地域特色明显，一般是由云南、山西、四川和河南等中西部省份拐出，再输往沿海的福建山区、两广地区或山东沿海等地，而河南则是拐入和拐出情况都高发的“双料”大省。

李春雷等人还发现，为了在儿童记忆尚未明晰、反抗乏力时下手，被拐卖儿童已呈低龄化趋势，被拐对象基本都在6岁以下，又以男童居多。买拐人主要是以收养为主。但在14到18岁左右，则出现了部分拐卖女童从事卖淫等色情服务的案例。

救拐主要靠公安 社会组织渐发力

在被拐卖儿童的解救行动中，公安仍是主要力量。在李春雷等人分析的案例中，绝大部分是由公安机关一家采取专项行动或者结合群众举报对被拐儿童实施救助，其比例居97.78%。只有极少数被拐儿童，是由政府的其他行政机关、社区工作者或志愿者发现而解救，或由犯罪人主动交出。

近年来，公安部联合全国多个省市的公安机关，多次开展了针对拐卖儿童发动打击专项行动。杜先生告诉财新记者，总的来说，公安这几年的打拐力度比以前高了很多，但在基层的公安局，具有打拐专业知识的人并不多。

社会力量是一定的辅助力量。杜先生和一些同样遭遇孩子被拐的家长们也主动参与打拐行动。他们的行动大多都是先通过好心人提供线索，他们则会去具体地点踩点、掌握线索后，向公安报警。“有时候蹲点十天半月、半年都有”，杜先生说。

但杜先生表示，成功率较高的解救行动，还是通过网络比对─即家长和孩子同时在网上寻找对方，并由公益组织牵线搭桥。他举例称，2014年年底，一名陈姓女孩就是在百度上搜索自己原来的名字，才发现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在网上发布了寻亲消息，这才给自己的亲生父母打了电话。这一天，距离这名父亲寻女，已经过了整整九年。

近年来，社会公益力量也开始逐步介入解救、保护被拐儿童的行动当中。如“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就是由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办，这是一个关爱儿童的各界爱心人士自愿参加的民间志愿者组织。此外，影响力较大的民间行为，还有于建嵘等人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

李春雷在论文中表示，总体上，整个社会范围对寻亲打拐的重视程度仍然不高。近年来，公安部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拐专项行动”中，也开始特别强调动员社会力量“打拐”，并明确提到要主动与民间“寻子联盟” “寻子网站”以及被拐卖儿童家长、亲属交流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共同做好打拐工作。

全国各地的寻子家长们，也常常在一起抱团取暖，互相交流经验、分享信息。如杜先生所在的一个家属群里，就有三四百名家长。

杜先生说，他自己现在几乎是“专职”在帮大家“打拐”了。在寻找自己孩子的同时，这也成为他精神上的慰借——“只要能挺下来的家长都走上了公益路，很少有会放弃自己的孩子的”。

“5年了，你还会继续寻找孩子吗？”
面对记者的问题，杜先生说，

“对。血浓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