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原本并不认识，事隔30年后，还能想着互相以往的事迹。

运送掩埋遇难者尸体也许是最艰巨的工作，参加过救灾的老兵回忆说，开始是刨地面上能看得见的，后来再挖埋在废墟或楼板下的，不敢用工具，战士们只能用手刨。

被扒出来的尸体10多具一堆摆满街道两侧，7月的天气，尸体迅速发酵腐烂。战士们开始是赤手露臂工作，强烈的尸臭和尸毒气体把许多战士熏得晕倒过去。没有足够的防毒面具，战士们只能找来口罩，把酒洒在上面。一具具腐烂的尸体被喷药、捆紧、装进大塑料袋，然后装上翻斗车，一车车运往郊外掩埋。

一位老将军回忆说，掩埋工作进行一段时间后，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战士开始生毒疮，他们仍夜以继日地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特殊劳动。有的战士疲倦至极，夜晚就在尸体堆中睡着了。

地面上不停喷药，天空上飞机天天洒药，由于消毒、掩埋尸体及时，大灾之后的唐山安然度过了传染病爆发期。第一年春天，传染病发病率比常年还低。

一个当年参与埋尸的老兵说，当年战友们没有丝毫的怨言，只是心里涌动着无比的伤感。

杨俊起，时为解放军某部干部。他讲述了那段永生难忘的故事：

大地震那年，我在北戴河某部搞宣传工作。7月份一整月在唐山家中（荷花坑民主7条15号）休假。按说8月初归队，那时也不知怎么的，到了月底如鬼使神差似的非回北戴河不可。27日上午刚到部队，马忠健副主任又让我去柏各庄农场。这样，当晚在家住一宿，28日上午到255医院探望一下我部的病号。

说来也巧，就在我刚要出营门，我部的一场车祸，绊住了我的脚，救了我一命。我一直尽快着处理事故，直到29日上午，我随高风龙副团长赶回唐山，在启新水泥厂的草场街南面的高岗上找到了大部队。团政委王云一看到我后，紧紧握着我的手，沉重地对我说，“俊起，我们曾三次派人到你家，都没有你家人的下落，你要挺得住，唐山人都在灾难中。”我鼻子一酸咬着牙说，“请您放心，我知自己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我带着几个战友，掩埋了母亲和孩子。一看我住的房子倒得仅剩二尺高，如果27日晚上回来，我这条汉子的尸首不如扔到哪个乱葬岗子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