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国效仿苏联的模式，一是建立了从省到地市、县的卫生防疫站；二是在医学院里设立了卫生系，后者是为防疫站提供人力资源的，中国的卫生防疫系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李立明介绍说，“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如果说这个遍布全国的三级卫生防疫体系最终形成了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架构，可是到了顶端的中央一级层面，除了卫生部的防疫司外，却缺乏一个相应的机构与其对接。“国外的疾病预防体系应该是先有国家级的，然后才是地方的，这是技术的纵向管理，这样出现问题以后才能够全国统一调度资源。”李立明说。当时有一个功能比较类似的机构，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中国医学科学院分出来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但是预防医学科学院的主要功能是科研，而没有现场应急应对的职能，只是一个研究机构。”2000年11月，当44岁的李立明从北大被调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时，他的任务很明确：组建一个国家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我当时在全国跑了26个省做调研，了解各级地方防疫部门的现状和问题，他们希望国家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和他们怎样结成一个网络来支持他们。另外我们也对美国、英国、日本的几个CDC系统做了了解，综合这两方面来考虑组建中国的疾控中心。”

美国的CDC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运行最好、最具范本意义的一个机构。它在基层的人员辐射能力以及信息监测的灵敏及高效，都是值得称道的。美国CDC在各州都有代表，一些大医院的急诊室里，也有CDC派出的工作人员，美国是联邦制，但是它的CDC却完全是垂直领导，“只要碰见特殊情况就会立刻获得信息。”李立明介绍说。

美国卫生部规模很小，只负责资金；而与医学有关的科研任务，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承担。在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上面，美国CDC则拥有极大的行政权力。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可以调动国内一切资源，法律也赋予他们在必要时候关闭一些重要的部门和机构的权力。

“美国CDC是一个半军事化机构，它的组建采用的是美国海军的编制，每周三他们要着军装上岗工作。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如果有突发状况，他们可以拿着证件立刻坐火车、坐飞机赶赴现场，他们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能力。”李立明回忆。当时在组建中国CDC的时候，他们也曾有过建成军队编制的提议，但未果。

在实际运作中，中国疾控中心面临最尴尬的问题，就在于它并不拥有实现这个框架设计所达目标的权力。“现行体制下，什么才会形成权力？一个是人事权，一个是财权，谁管理经费和干部，下面就对谁负责。”可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疾控中心只是一个技术单位。“现在只是在技术上把中国疾控和地方上连接起来了。而省、地市、县一级疾控中心，因为它们的经费和干部任命由政府管，所以结果还是省疾控归省政府管，市疾控归市政府管。”

虽然中国疾控中心在框架上实现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垂直结构，但在实际运作当中，对下面毫无约束力。这也导致SARS爆发之后，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