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召开的北京市SARS总结会上，李立明说，SARS的胜利，在技术手段上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无非是隔离病人、切断传染源，这次是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作为政府行为，所以他提出的手段和措施、执行都是得力的。”

2009年“甲流”有所控制之后，曾光与其他专家一道，也提出了要及时调整政策，可以适当放宽，但是北京市依然实行严格的监管制度。除此之外，公共卫生也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比如中国是禽蛋类的出口大国，如果一旦爆发禽流感，它的禽蛋出口会立即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一下子就下来。这方面的问题显然不是公共卫生专家们能面对的。

曾光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当他2003年2月作为专家组成员去广东调查疫情时，“我们都觉得这个形势很严峻，也觉得保密原则特别重要。那时候我们打电话都特别注意，给家里打电话都尽量不提工作，不说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国历来对传染病防控的保密管得很严。”

“SARS之后产生的另外一个效应，就是专业问题和技术问题的政治化。”李立明坦言。也是从SARS开始，国家启动了问责制。而为了避免担责任，则又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瞒报。如果出现一些公共事件，哪一些是属于科学范畴内的正常现象，哪一些是人为失职、应该被追责，这中间的尺度怎么衡量，这也是一个问题。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关注和回顾万希润编写的回忆文学：生命铸成的历史，非典亲历者的回忆，第4集，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