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是2002年1月23日宣告成立的，当年11月16日，第一例SARS就在广东爆发。“CDC当时像一个一周岁不到的婴儿，比较弱，所以当时也是非常仓促的，而且大家都着急，所以就是八仙过海，做什么的都有。”回忆这一点，李立明也不无可惜。2004年，他从中国疾控中心辞职，到了协和医科大学。不过他坚信中国疾控体系未来发展的方向不会变。”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应对SARS的政策，在2003年4月20日以后有了个质的变化。政府的强力介入，是打赢这场战役的关键因素。当时北京市成立了“非典联合防治指挥部”，由北京市实行属地化管理，疫情统一汇报，一起办公。这个特殊的“战时”指挥部里，不仅有北京市党、政领导，还吸纳了教育部部长、铁道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科技部部长、卫生部部长、武警部队的司令政委，主管此项工作的副总理吴仪也时常加入……在非常时期，这个体制拥有了超越行政条块化分割的“超权力”，不但可以高效率地解决一些棘手问题，而且，当专家的意见被采纳后，它可以迅速地成为解决问题的现实方案。

在这一点上曾光的感受是最深的。“当时北大人民医院成了重要的感染源，很多专家都认为医院应该关，但是没有人敢提。因为从理论上讲，医院是由医政司来管的，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力。可是医政司的主要工作不是控制传染病流行，而是抓医疗质量解决医疗纠纷、病床流转率的。由卫生部疾控局来提？它平时跟医院都没有直接对话，也根本无权去管。整个系统里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表面上人家各司其职，其实又存在重人漏洞。指挥部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2003年4月21日，曾光奉命带队进入北大人民医院，现场办公，然后建议对这家医院立即停诊、隔离，将SARS病人全部转移，北京市政府果断采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指挥部，很难想象这么一家大医院会在一夜之间被封闭。而小汤山医院7天之内的建成，是SARS战役的一个奇迹。”曾光说。

自SARS以后，这种类似的“超权力”的指挥部运作模式．也渐渐形成惯例。比如2009年，“一出现‘甲流’，之后，一些省就联防联控了——介于指挥部和常规防控之间，它由卫生部牵头，各部委来合作。因为这个工作涉及多学科多部门来解决问题，只有卫生部肯定不行，边境防控就归国家质检总局管，学校归教育部管，涉及新闻，中宣部就要参加，动物归农业部管，科研项目是财政部批钱，生产疫苗是工信部管……多单位都要合作、开绿灯，这个战车才能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