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是一个牵扯各方的漫长链条，那么这个链条的末端就是普通的医护人员。当年SARS爆发时，媒体对于医务人员的报道大多集中于赞美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也不无不妥之处。不过医学这一行业应有的职业精神和专业主义却多少被遮蔽。

协和医院是北京众多接治SARS病人的医院中的一个。协和医院当年坚持的小剂量激素疗法以及种种科学手段等等，随着十年时间的渐渐沉积，而愈显出其专业品质和水准。

作为一名医生，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对SARS的警报是在2002年底拉响的。当时听说那里有一个叫‘非典’的病在闹腾时，李太生医生就打电话给广州市八院的唐小平院长了解情况，得知了这个病的基本症状和预防手段。

李太生的老师王爱霞教授是中国第一位发现艾滋病患者的专家。她当时也曾去广东了解情况。所以在春节前后，协和医院就根据各路医生得到的信息，制成光盘播放；同时医院的相关领导组织感染科、急诊科、药剂科，还有医务处相关部门，讨论这个病来到北京应该怎么应对等等。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完全出于医生职业的敏感性和责任心。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做物质准备，把药剂准备足量，包括口罩之类的必需品也准备好。后来李太生看到某医院院长在SARS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他们医院工作人员工作条件的简陋，“没有医用口罩，把床单撕了做口罩”，精神固然可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不也暴露了医院管理的不足吗？

3月7日，李太生参加三〇二医院一个研究生答辩，平时情况下他们院长都是要参加的，但是那天院长缺席。问一位教授，教授告诉他三〇二医院已接受了一例“非典”病人的事。“虽然外面还是保密不让说，但是这个信息对我很重要。我知道北京已经开始出现病人了。”回来当天，李太生就跟院长作了汇报，“院长说升高级别，把发烧的急诊那里做分流，而且做好一个单间，留做观察。”这些后来都被证明非常及时而有效。

也许是之前的各种预案做得好，也许是医生的个人职业敏感，当时，呼吸科医生许文兵接治了几位农民工感染者，他们虽然互不认识，但都在同一个工地工作，许文兵立即给东城区打电话，通报了这个情况。这个工地后来被封闭，工人们被隔离。如果不是他的职业敏感和强烈的责任心，北京也许最终又会多出几个SARS病人。

“当病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典’是个新的病，我们光被动地防是不行的。我们协和要提出自己的诊断方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大家都对“非典”怕得要死。可李太生还是用他研究艾滋病的平台，在当时没有任何诊断SARS方法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型的诊断手段。4月20日前后，医院专家就组织编写了协和医院SARS诊断治疗指南，主要是治疗方面，核心就是激素使用，但是仅限于医院内部使用。我们的激素使用是6字方针：旱期、短程、小量。以后对收治的所有病人，来了就是40毫克，最多80毫克，长度不超过一个星期，防止病情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