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太生的记忆中，医院是4月28日之后开始紧张起来。“协和不光是我们的协和，更是全国的协和，协和不能倒，急诊不能关。当时有些医院就关了，造成了协和医院周边15公里以内的病人发烧都来协和，所以压力的确很大。”

因为协和之前收治了四、五例“非典”病人，卫生部就召集几个人的医院去编写国家的诊疗指南，主要借鉴广州那边钟南山院士的基础方案，再让协和根据他们自己的救治经验修改。

“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关于激素的使用问题。北京的专家觉得广州的专家激素使用量太大——他们的重症病人用320毫克甲强龙，我们就提出来使用量要小一些，但是小的话也是80-160毫克，广州使用的是160-320毫克，我们已经少了一倍了，但是我自己仍旧觉得大。”用SARS感染者礼露的话形容，协和医院不仅慎用激素，而且也“个性化治疗”，而不是像“流水线”一样，按统一标准配激素。为此，医生也受了不少误解和委屈。

让李太生至今想起来颇为欣慰的是，协和收治的106例SARS病人中，有5位病人死亡，其中4位是因为之前患有癌症等其他疾病，只有一个是完全因为“非典”死亡，“没有一个发生二重感染或者股骨头坏死”。而医护人员一共有三个感染，但都保住了生命。当公共卫生的整体机制暂时失去效力时，医生用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敬业态度，为社会构起最后一道防线。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关注和回顾万希润编写的回忆文学：生命铸成的历史，非典亲历者的回忆，第5集，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