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阳光下的樱花宾馆，是所有人最美好的回忆，尤其是一线的医生护士，没有领导那么大的压力，做完几个小时精神高度紧张的工作后，整队点名，这点也和军队一样，集体上车，直接回樱花宾馆，无论是凌晨几点，想要吃什么，大师傅都给做，各种零食，小卖部自取，吃饱了换一套干净的病号服，睡觉，早上没轮到班的，打牌下棋各种球，衣食住行全免费。感谢医院领导的大力保障，战争比的是后勤，除了这些吃的喝的，医院还下了很大的功夫保障N95口罩、被称为“猴服”的一次性连体隔离衣不限量供应，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极其难得的。但我们是没有自由的，门口拉着黄色警戒线，不得迈出，时间长了还是不好受。

我有一件很是英勇的行为，或者说是鲁莽的行为。SARS后期已经对这个疾病有了一些了解，不再像开始的阶段那么无知，当时还不很清楚是病毒还是“非典”，但都知道是飞沫传播，早期倒下的医生大多是在进行气管插管的时候被传染的。好的口罩、护目镜肯定可以大大减少传染的几率，但防护到什么水平可以万无一失，谁也不知道。出发前，医院组织各科讨论插管流程和装备，一度提出是不是要消防用全密闭呼吸系统，后来考虑背着氧气瓶进行操作难度太大，计划以防毒面具为主要手段，放在清洁区，如有需要，每班排好的一个麻醉科医生进去操作。不能放在病房里面，是因为面具数量有限，需要反复使用，只能放在相当干净的区域，才能没有传染医生的风险。但谁也没想到，第一个气管插管被我这个计划外人员赶上了。那天我值二线的岗，接班后对讲机传出里面护士的报告，有一个病人的呼吸机在报警，搞不清楚为什么。值班医生也判断不清，我逐层穿戴整齐，大概耗时20分钟后进入病房，这个时候病人的呼吸已经越来越差，我判断病人的气管插管必须立即更换，也就是说，要进行重新气管插管。流程是制定好的，应该由技术更为熟练的麻醉科医生操作，但麻醉科医生和防毒面具都在清洁区，她穿戴整齐进来至少还要20分钟，如果继续等下去，我判断病人最多还有5分钟就会心跳停止。没法再等，我憋住一口气，想着我不喘气病毒还能把我怎样，就这样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操作，病人好了。当年我光棍一条，老婆闺女都还没有，年轻也更愿意炫耀技术，还真没想传染的后果，也就更谈不上思想斗争，思前想后，都是为了病人如何如何。后来有同事告诉我，好些人都天天打听我每天早上的体温数值，过了几天看潜伏期过了确实没被传染，才放心面对面和我说话。

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一个场景，有一天在SARS病房里面实在太热，我站在了全力开动的5匹空调柜机前10cm，竟是一丝凉风也感觉不到，无奈走到窗前，希望能透透气，从楼上看下去，绿色的草皮球场上，一群学生在踢球，我恍惚觉得自己是个战士，在进行一场阳光下的战争。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们从战士又回归成了医生，从被赞颂的对象变成了经常被批判的群体，借用一句纳兰名句，正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