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娜，北京协和医院ICU主治医师，SARS时是北京协和医院ICU住院医师。SARS之后，和王郝结为夫妻。在她的回忆中，那段岁月依然如在今天。

时间，2003年4月16日早晨。我和往常一样进病房看病人，科主任单独叫我到办公室告诉我，经过讨论，科室决定派我从4月21日开始接替工作满两周的呼吸科曹斌医生，代表协和医院参加北京市的医疗小组，协助佑安医院SARS病人的治疗工作。主任后面又说了些什么、怎样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又怎样回的宿舍，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了，唯一能想起的就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没有任何头绪的准备工作。当时，SARS还处在最初的混乱期，消毒隔离等保护医务人员免受传染的基本防护措施还没有出台，除了知道SARS有极高的传染性、被感染者缺乏有效治疗方法、死亡率较高之外，我对SARS一无所知。

现在看来，所谓“战前准备”的重点应该是心理状态的调整。说实话，对于一个将要奔赴一线的医生而言，每天不断有新的医务人员被感染、倒下的消息是最令人恐惧的。为增强前线战斗力，医务处通知我连打了两支胸腺肽，这药在当时千金难求，有人甚至不惜冒险作假，以至于在后来奔赴中日SARS一线前的体检结果中发现，我的白细胞比例严重倒置，单核细胞>60%，中性粒细胞不足30%，药效强劲由此可窥一斑。因为是家里的独女，父母又都不在北京，我不敢把上一线的消息告诉他们，一个人闷坐在宿舍里，开始前所未有的想家、想和父母说话，想万一有什么后果父母是不是承受得住，有时候实在忍不住接通家里电话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