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们俩背着行李静静地坐上了去西院的患者班车。来送我们的只有同宿舍的另一位兄弟。临走的时候，我灵光一现，掏出几张平时攒的珍贵的光盘交给他，半开玩笑地说： “万一回不来，就留给兄弟一个纪念吧。”他肃然收下，谁知道数天后他也进了东院的SARS病房。1个月后，我们在SARS病房里从电视上看到欢送更多的医务人员上“前线”的新闻，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彩旗鲜花，不禁哀叹我们走得好低调啊。多年以后，这事一直成为我被同事取笑的“人生污点”，不过回想当年还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觉。毕竟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将要面对的病原体是细菌、支原体还是病毒，是通过飞沫、接触还是别的什么方式传染的。

协和西院并没有具备严格隔离条件的传染病病房，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把原先的一些病房改建为分区明确、功能齐备的隔离病房。我这个年轻大夫只有从书本上学到的传染病学知识，对于隔离区、半隔离区和洁净区具体如何设置毫无头绪。好在带领我们的是呼吸科徐作军教授和祝丹、李春厚护士长，他们经验丰富，很快就根据病人进入病房和日常诊疗工作的路线，拟定了区域的划分方案，列出了日常诊疗所需要的设备、器材和药品，还设计了各种传染病报表。器材科积极配合，所有东西1天就全到位了，工人同时进场地进行病房结构改造。

另一个大问题是口罩和隔离衣不足。依照标准医务人员应该戴N95口罩才能确保防止吸入传染性微沫，然而由于需求量大，市面上已经断货，只能采取佩戴多层传统纱布口罩的办法。说来有趣，我们的第一个病人竟然就是一位护士，因为戴多层口罩引起缺氧诱发了阵发性室上速，心率飙升到200次/分。

后勤部门也来关心我们，询问我们长时间隔离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我们这些菜鸟趁机漫天要价，今天要求吃面条，明天要求吃比萨，后天说要看DVD，最后得寸进尺还要打乒乓球。真没想到后勤部门一一满足，最后竟然把医院职工活动中心的乒乓球台运了过来。让我们惭愧的是，院领导多次视察还对我们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面貌赞赏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