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终于第4天我们接到通知，将要从东院转四个病人。我正好当班，马上叫来夜班邵池大夫提前来病房接应，自己跟着急救车一路呼啸着来到东院急诊。映入眼帘的情景不禁让我一惊：短短几天未见，急诊已经隔离墙到处矗立，面目全非，所有的医务人员都严密地裹在隔离衣和口罩里面，目光严峻，行色匆匆。我不禁对自己说：“这回‘非典’可是真来了，得动真格儿的了！”远处走来一个高大的身形，是感染科的周宝桐大夫。他迅速朝我走来，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是西院来接病人的？”

“是，周大夫。”

“有三个是一家子，先是他家老太太在别的医院急诊被隔壁床传染了，后来老两口都得了，转到中日友好医院去了，这是夫妻俩和他们表姐。另一个是个老爷子，状态不是太好，血氧不到90%，先转他吧。”

“好！”

“要带氧气钢瓶，带血氧仪监测。”

“OK！”

很快我带着这位老人呼啸经过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我拒绝了急救车司机的建议，没有坐在前方的副驾驶室位置，那样看不到病人的病情变化。我戴着3层口罩坐在病人身边，扶着氧气瓶，盯着病人的血氧仪。老人不停地咳嗽，我只能微微偏头，让窗外的风吹过我的面部，我想这大概多少能稀释老人咳出的可能有传染性的病菌吧。病人安全抵达西院，SARS病房灯火通明，大家一起按计划顺利地运转了起来。那天晚上我乘坐救护车一共6次呼啸着经过天安门，自我感觉那是非常的拉风。不过后来，我得知外院一位ICU主任就是在急救车上转运SARS病人时不慎感染而牺牲的，又让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