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SARS病房很快住满了各国患者，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我们保持了菜鸟本色，虽然知道这些患者都是具有高度传染性，还是严格地按照协和的培训要求，每天在病人床边询问病情，仔细检查病人的身体，认真地书写病历。一次，北京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同行来搜集疫情数据，离开的时候说：“还是你们的病历写的全，我们需要采集的信息在病历里面都能找到，根本不用再向患者询问了。”我把这句话看作对找们工作的最高评价。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发现了不同寻常的问题。记得有一位印度籍厨师，因为在加拿大旅游后出现高热、腹泻2周收入SARS病房，而正巧那时香港公布了在淘大花园居民区发现一种以发热、腹泻为表现的新SARS类型，与此患者十分类似，因此他也被怀疑SARS。我仔细追问患者发现，其实他的症状早已存在数月，那加拿大还未有输入性SARS病例呢，同时查体发现该患者肝脾肿大，也不似一般急性病毒感染的表现。下班前特意跟接班大夫交待了我的疑问，他在患者床旁又核实了病史以后，在一夜内连抽了患者3次血培养。次日细菌室即打电话来说患者的三份血液中均培养出了沙门氏菌，因此患者就明确了伤寒的诊断，同时也排除了SARS的可能性，此时距患者入院还不足48小时。这一点使得我们进一步猜想到可能有很多非SARS患者因为临床症状类似被误诊为SARS患者收入感染并发而造成直正的SARS感染。在进一步搜集资料后，我在SARS病房发表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篇临床论文，体型临床医务工作者注意甄别此类患者。

SARS病房的生活总体是紧张而快乐的，虽然也看到广东和北京几家医院的同行因感染SARS牺牲，我们并没有丧失信心。直到某一天病房住进来了我们的战友周宝桐大夫。周大夫是我上班后的第一任主治医生，作为感染科的医生，他当仁不让地走到第一线，并且长时间地呆在病人身边，终于传染上了SARS倒下了。看到身边每天见到的同事成了我们的病人，看着他在病房里每天高热、寒战，体温超过39度，胸片上的阴影一天天扩大，这让我们整个团队气氛变得低落、紧张和压抑，每个下班的大夫回到生活区都要被大家仔细盘问，他的治疗方案也被反复斟酌。相反地，周大夫倒是很坦然，他安慰早晨来查房的医生说：“没关系，我是搞感染的，我知道自己现在处于极期，过几天就会好的，你们没事不用老进病房里面，小心被传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