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SARS病房工作，外面的同志一直惦记着我们。到了“探视”时间，科里会派人来看我们，给我们带些吃的、用的，每次问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都说不需要，但他们还是要拿些东西来，吃的、看的、玩儿的，什么都有。一次，胸科主任带了一盆水煮鱼，是在协和医院对面那个专做水煮鱼的店里买的。那时刚时兴吃水煮鱼，这里又没有，大家可兴奋了。据说这盆水煮鱼把那主任的车弄得一塌糊涂，但他当时一个字都没提。虽然不能近距离接触来访者，但是他们的关心和牵挂，我们都能体会到。

老爹经常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我又到你们宾馆去了，可没看到你”。老爹家到我们住的宾馆坐公共汽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有一次，他到宾馆来，远远的透过玻璃窗看见我坐在大堂里，宾馆的门外都拉着警戒线，常人不能靠近，看了半天我都没有发现他。晚上他在电话里很兴奋地告诉我这件事，说我没看见他没关系，他能看见我就行了。这以后，他没事就会过来，透过玻璃窗远远地往里看，我要是没上班，就到大堂里向他挥挥手，他也会向我挥手。一个干瘦的、略驼背的老头儿，顶着一头白发，孤单地站在空旷的街上，向空中挥着手，这要是让路人看到，准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吧。可就是这样，他还是经常来，只是为了向着马路对面玻璃窗中的人挥一挥手。

6月中旬，在SARS重症病房工作了一个多月以后，国内的SARS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北京每天新发现的SARS病人已经很少了。我们得到指令，我们看护的几个SARS病人迁往他处，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撤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