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走后，我每日在忐忑和混沌中度过。尽管我们每日打电话互报平安，我还是仔细地计算了他上班和休息的日子，并认真在日历上标注好，每次打电话前确认他的确是休息时间，不至于在工作时接电话分心，而导致防护不到位。

随着日子一天天度过，我内心越发烦躁不安，从心底里感到，先生最危险的时候，我应该和他一起面对。实际上，当时我们不到一岁的女儿在SARS袭来前，偶然随我父母离开了北京，本以为只是短暂的分别，但却因为SARS的意外到来使女儿返京的归期无望。如此，也使我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事后想想，或许是天意！我主动向当时妇产科的卜静宜书记提出申请去SARS病区工作，虽遭到了卜书记的坚决反对，但架不住我一再坚持，我的申请终于获得了批准。

医院在行前专门对我们进行了SARS知识的再培训，不仅包括对即将面临的工作的描述，同时更包含了自身防护的注意事项。其间中央电视台来我院采访，点名要求采访我，被我拒绝了，主要是不想让远在上海的父母看到，否则他们一定每日处于担忧焦虑之中。这件事对于我在北京的公婆是没办法隐瞒的，双双都是党员的他们是不会阻拦我们的，但还是禁不住担心，平时爱好书法的公公特意写了一幅字“救治病人一丝不苟，保护自己切莫粗心”，把他们的期望和牵挂都承载其中。我们也意识到，完成好工作并安全返回，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更是牵动了众多亲人的心。第一次，我有些犹豫和困扰，自己的选择是不是错了？如果我们俩都发生不测，是不是对家庭太不负责任了？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将如何度过今后的岁月？